穷人的房子及其命运

一部纪录片里的伦敦拆迁记


文/赵渌汀
<<新周刊>>第465期




     “轰”的一声巨响,屋梁坍塌,瓦砾横飞。

    贾思明·帕森(Jasmin Parsons)骂了句脏话,然后用力关紧窗户。她卧房的墙壁上贴着两幅足球海报:一幅是保罗·加斯科因进球后狂喜并激吻队徽,一幅是大卫·麦凯被比利·布莱姆纳铲倒后怒目咆哮。“就现在这环境,”贾思明向窗外正隆隆作响的挖掘机努努嘴,“我更愿意像大卫·麦凯一样冲着这些机器喊两嗓子。”

    西亨顿区(West Hendon)的房屋拆迁工作并未因为贾思明的愤怒而终止。相反,这里的重建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并逐渐成为大伦敦社会住宅重建的典型缩影。在北伦敦美丽的布伦特河畔,西亨顿区默默讲述着一个为建造豪华公寓而拆毁居民房屋的底层故事。2016年,BBC纪录片导演弗兰·罗布森把这个饱受拆迁煎熬的伦敦社区搬上荧幕,展示出包括贾思明在内的西亨顿人的生活状态,“任何伟大的城市,都必须正视都市光芒下弱势人群的个体利益”。

这是一个拆毁模范小区的故事,也是一个毁掉乌托邦的故事。

    2016年2月13日,贾思明在西亨顿的社区里牵头“做了件事”。郁葱芳草地上,她左手持英国米字军旗,右手扶着一块纪念牌匾。带点雨滴的清晨让人不寒而栗,但《卫报》却给贾思明点了个大赞:“人性温暖西亨顿区。”
75年前德军疯狂的轰炸,让1941年的西亨顿区曾陷入悲怆。“子弹划过耳边,炸弹震天响。”战争带去75名西亨顿人的生命,也让1500名当地人无家可归。“男人、女人和儿童拧成一股绳;在废墟里他们找寻生的奇迹;他们摸到光明,只要爱在心头。”贾思明在纪念仪式开始后率先吟诵。

    战后的被迫重建,让西亨顿区的社区文化被高度凝聚。上世纪60年代起,西亨顿区开始了重建之路,政府为那些老弱、伤残、低收入家庭建造起680套房屋。在金融城伦敦恢弘光鲜的高光之下,西亨顿社区的社会底层民众静静地生活,“互帮互助”与“协同共生”成为社区文化之核。“你经常能看见年轻人帮邻居照顾孤寡老人,对面的街坊扶残疾者过马路。”贾思明回忆道。

    但令贾思明意想不到的是,一年半之前,政府突然“搞突击”式地陆续对这680处房屋进行拆除,“他们说要建造2000套豪华现代公寓”。这种突然进行的强拆,对于贾思明这样在西亨顿区生活了30多年的老街坊来说,“简直匪夷所思”。据了解,西亨顿地块土地估值为1200万英镑,却以3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邦瑞(Barratt)。这也彻底激怒了包括贾思明在内的680户居民。“自人类建房起从未出现如此不公正之事,我们西亨顿区的居民感觉像傻子一样被愚弄了,”贾思明接着说,“他们要毁掉西亨顿的乌托邦。”

BBC纪录片《我们的房子》呈现了“没有什么能轻易让我离开家乡”式的倾诉,但当地议会和开发商负责人拒绝出现在画面里。

    贾思明们的焦虑与煎熬,被导演罗布森精准捕捉并呈现在纪录片《我们的房子》(The Estate We Are In)里。罗布森还记得2014年11月自己第一次来到西亨顿时的场景:开发商代表、西亨顿地方议会、一些建筑师会集在社区中心,他们指点着面前的建筑模型沙盘,笑着谈论“再过几年这里将是高档别墅的天堂”。他们的周围站立着愤怒拉横幅、喊口号的西亨顿区居民。“没有什么能轻易让我离开家乡。”这是另一种声音。

    罗布森在现场看到了另一个伦敦。“高谈阔论注定是精英们的专利。在西亨顿区,我看到了真实的伦敦。”西亨顿隶属巴内特地区。在冲突现场,一名来自巴内特地方议会的官员告诉罗布森,拆迁安置户按照12.5%的比例被安置,也就意味着剩下的77.5%居民无法因拆迁得到正常安置。“这太荒唐了,我想再问些细节,这名官员就再也不肯多说。对他们来说,多说一句错话,真的有可能被解职。”罗布森说。

    在向BBC争取到了时长一小时的拍摄许可后,罗布森决定用镜头记录下这个曾经的乌托邦的坚守与抗争。“我希望平衡观点,把各方说法融入其中。”但罗布森未能如愿。起初,巴内特地方议会和开发商邦瑞还有意打开话匣,但随后他们便三缄其口,拒绝出现在纪录片的画面中。“这就是你现在看到片子时,只有西亨顿居民单方面的陈述与抱怨的原因。”罗布森对此极其遗憾。

看上去很美的“居者有其屋”设想,需要突破的是“拆迁陷阱”。

    “我所希望的是,居者有其屋。”这是2015年5月英国大选期间,现任首相卡梅伦给伦敦描画的住房蓝图。“如果执政党保守党胜出,将承诺在2020年前加倍兴建20万间专为首次置业人士而设的房屋,让40岁以下、符合资格的买家能以正常楼价八折的优惠购房。”

    “听起来太美。”贾思明耸耸肩。由于首都伦敦的土地寸土寸金,“加倍兴建”的宏伟蓝图,不得不依靠不断拆除旧房来实现。也就是说,那些现代公寓、豪华公寓的兴建,需要推倒一批批类似西亨顿区这样的社区。“西亨顿的老家伙们至少在这生活了20年以上,他们需要的是安定和平静。”居民乔说。

    由于挖掘机在18个月前就已经开到家门口,不少西亨顿居民只得寄希望于从开发商那里得到合理安置。据悉,邦瑞为这些老低保户提供了两种选择:售价17.5万磅的两居室,以及售价11.5万磅的一居室。“第一期受影响的36家住户,只有3家买得起房,这不是正常社会应该给予弱势群体的对待方式!”乔很气愤,但也备感无奈。根据英国全国住房联盟的调查,全伦敦每100万户廉租房家庭中,最多有1/4买得起折价房。

    在《我们的房子》里,贾思明不停遥望窗外,她亲眼目睹自己生活的家园一步步被冷冰的拆迁机器蚕食。“更令人气愤的是政府和开发商的态度。”对着镜头,她向全世界描述“梦想跌回现实”的拆迁过程:“他们(政府和开发商)先给你画个饼,保证每户都有安置房,保证限期内回迁,等等,尽是承诺。随后进入拉锯战,居民抗议,政府躲藏,开发商打太极,最后挖土机直接开进社区。”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贫困、弱势的利益能否真正得到重视?

    “不同阶层对西亨顿区观感的差距之大,令我震惊。”罗布森说。在拍摄《我们的房子》的18个月中,他扛起摄像机,带着团队辗转于当地居民、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之间,在记录这 “乌托邦社区”的拆迁故事之外,也渐渐摸清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

    巴内特当地议员马修·奥福德曾在BBC某个周日的政治新闻上出镜,并用“典型的垃圾社区”形容西亨顿区。奥福德的同事们也警告人们切勿夜间在社区里行走。保守党领袖理查德·科内里奥斯直接用“脏乱差”对西亨顿区定性,“这地方早该拆了”。

    与之相反的是包括贾思明在内的居民的正面评价。“公共服务网格化,社区利益均等化,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我在西亨顿区亲眼看见的。”罗布森认为,如果将居民们的房屋推倒,这一拿着低保的城市边缘群体失去的,将不仅是自己的住处。“社区文化和群体意识的丧失,这才是最可怕的。”

    罗布森希望这部纪录片能让伦敦、英国乃至全世界都看清楚这个社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全英住房危机的一个缩影,你想要新的、好的,就必须事先想好怎样处理老的和旧的。”

    对西亨顿区的介入和拍摄,让罗布森开始思考在后城市化进程中的得与失。“全世界所有城市房屋的拆迁重建都经历过阵痛期,当局应该做的是诚实守信不欺骗,而不是画饼吹牛不切实际。”他同时强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为什么能这样近乎无偿地出售土地?为什么开发商能一口气拿下这么多地?为什么可负担住房数量如此之少?政府和开发商一个也没出来回答,这样的做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是在间接透支政府公信力。”

    在《我们的房子》里,罗布森通过“刺头儿”贾思明的愤怒举动,试图让所有人明白,一项看似简单的公共政策,是如何轻易地搅动并影响相关利益群体的。“我在讨论什么样的城市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什么样的住房才真正宜居。我们在大兴土木的同时,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真正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