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时代,我们更爱恶人

在权力的游戏里,没有英雄


文/于青
<<新周刊>>第465期




     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温吞的纤细时代。想要成为一个惯常意义上的“好人”,你需要:不种族歧视,不性别歧视,不国别歧视,不学历歧视,不工种歧视,不动用武力,不轻易咒骂,体谅贫穷,否定极端,保持随和,更不能幸灾乐祸。

    这也是个让人悲伤的时代:经济停滞不前,极端主义泛滥成灾。打破国界的互联网技术正在成为监视所有人的幽灵工具,民主国家与人道主义在恐怖袭击中四分五裂。

    尽管有太多无奈与愤怒、毁坏与不公,我们却被要求时刻保持政治正确。中立的瑞典式座右铭Lagom正在变成全球人民的行事准则——有关Lagom的传说是这样的:“维京人围坐在篝火边,共饮装在牛角里的蜂蜜酒,他们体贴周到、彼此关爱、同甘共苦,始终记得自己不要喝太多,然后再把牛角杯传给下一个人。今天,它是指一种心甘情愿的集体克制。”

    然而,人类向来不是一种克制的动物。通过传递酒杯酒足饭饱的维京人会再出去大肆抢掠,并一刀砍下修道士的脑袋。在悲观时代被各种“政治正确”绑成肉粽的现代人,则会在完成以“稳健、理性、公平、讲道理、做事符合常识”为行事准则的“温柔社交”之后,打开电视,欣赏血腥、黑暗、人性败坏无下限的《权力的游戏》。

在这样一个悲观时代,《权力的游戏》成为失望情绪的绝佳出口。

    我们都知道,《权力的游戏》只是HBO那档红遍全球的电视剧之名,出品于乔治·R.R.马丁的原著之名是《冰与火之歌》。冰与火,出自北欧神话中“诸神的黄昏”——它的原文Ragnarok直译过来就是“冰与火之歌”。

    “诸神的黄昏”的故事主体,是世界末日后的重生:新诸神与旧神和巨人的战争之后,生命之树倒下,世界被笼罩在寒冬之中长达三年。在众神死去之后末日到来,无数的自然浩劫让整个世界在燃烧中被海水淹没。当春天来临后,存活的神与两名人类重建世界,开启新一轮的生命轮回。

    1996年,《冰与火之歌》问世。2000年,这个以权力倾轧为主线的奇幻故事成为热门话题。2009年,HBO拍了《权力的游戏》试播集,2010年正式开拍第一季。2011年,《冰与火之歌》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同年4月,《权力的游戏》首播,引来870万观众。两天后,HBO续订了第二季。2016年4月24日,它将播出第六季。

    2005年,美国小说家列夫·格罗斯曼在《时代》周刊中将乔治·R.R.马丁誉为“美国版托尔金”。尽管两者都重构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魔幻世界,但《魔戒》与《冰与火之歌》所建立的道德观完全背道而驰。

    根据社会经济学家罗伯特·普瑞彻的定义,“与牛市相伴的是绝对的道义者与正义英雄,与熊市相伴的则是模糊的道德定义与灰色英雄”。照此定义看来,J.R.R. 托尔金必然会在牛市大受欢迎,因为《魔戒》中的善与恶的界限十分鲜明,英雄与邪恶的对峙也毫无灰色地带。果然,他的一系列作品在经济稳健发展、各种社会情绪达到峰值的1960年代大规模走红。

    在悲观时代到来之前的“牛市”中,为正义与爱而战的英雄故事已经成为银幕大片的基本调性。动作明星如施瓦辛格与史泰龙,科幻电影如《帝国反击战》、《绝地归来》、《星际穿越》,都会尽力为你唱响一首乐观的英雄之歌。不仅黑帮电影《教父》、《盗亦有道》被染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英雄色彩,连《泰坦尼克号》这种基本全灭的灾难电影,主要角色经历的依然是一场英雄式的殉难。

    而在新千年的首个十年后走红的《权力的游戏》,则完全打破了上一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幻想——在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中,道德高洁与秉持信仰都变成了死不足惜,无止境的情色与血腥都只是为了一场权力的游戏。主要的几个英雄角色无时无刻不在被命运侮辱,获得胜利的要诀变成了狂妄暴虐与残酷自私——或许在“9·11”、伊拉克战争与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这种道德与价值观很难被美国人接受。但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权力的游戏》来得无比及时。

    “9·11”事件证明,美国远非坚不可摧。伊拉克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并非真的象征着自由民主。2008年席卷全美的经济危机又雪上加霜地证实,富有人群是不值得被信任的,所谓的自由市场同样可以存在不平等的经济协议。而在象征着西方文明本源的欧洲,一个强大的梦幻联盟也在多方矛盾中变得岌岌可危。在这样一个所有偶像均被推倒的世界里,愤世嫉俗大概是普通人最为正常的情绪反应——这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一个四分五裂的时代捧红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没有英雄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逃离现实,或是回到过去。阿凡达去外星做孤胆英雄,哈利·波特去魔法世界做救世主。这些主人公所处的世界,恰恰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因为当今世界让人们发现,所谓的美式价值与西方文明并没有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它并没有能力解决更为深刻和复杂的矛盾。

    《权力的游戏》让这种失望有了绝佳的出口,它完美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坏政府”——在一个由不平等构架起来的社会中,腐败贪婪淹没了正义公平,个人道德的好坏完全不足以改变命运,在一把名为权力的双刃利剑之下,一步算错,全盘皆输。颇为讽刺的是,它重点俘获了美国观众的注意力:一个崇尚自由、民主、博爱的国家,捧红了一部以人性无下限为主题的电视剧。

“在《冰与火之歌》中,没有非黑即白的角色。一方的英雄在另一方眼中是要被击溃的恶徒,反之亦然。”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恶人当道绝非《权力的游戏》走红的唯一原因——跟随马丁之笔走入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个并不存在的中世纪式魔幻国土,与现实并无太大差异。没有绝对的善,亦并无绝对的恶。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掺杂着无奈与不得已。在命运与权力之争中,尊严毫无价值。想要生存,先要认清的是自身的无力卑微。

    在采访中,马丁承认,写作《冰与火之歌》要处理的故事太庞大,大得就像要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真要写二战的故事,那么我应该选择怎样的视点?我可以选择一个奔赴德国战场的年轻美国大兵,但是这样我们无法直接知道太平洋战场发生了什么,各个高层权力中心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得选丘吉尔来做视点人物,但这又使得我们不能直接知道另外一方的情况,所以还得让希特勒也成为视点人物。”

    这种与“上帝视角”背道而驰的“视点人物写作”(Point of View)方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使用的“复调”式叙述十分相似。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如此定义“复调小说”:“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了真正的复调。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它是不囿于自身亦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着独立的思想与意识,可以站在不同思维与立场中,充分展开对话。

    乔治·R.R.马丁显然是“复调叙事”的忠实粉丝:“我一直坚持使用较为集中紧凑的第三人称视角切入故事。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是单独的个体,我们目视耳闻,却又受到各种限制。如果此刻有飞机在你后方坠毁,你看不到而我却能看到。所以,在《冰与火之歌》中,没有非黑即白的角色。黑白分明的好坏壁垒,都已经是传统奇幻的陈词滥调。我喜欢的是《伊利亚特》的叙述方式: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的战斗中,谁是英雄谁又是恶徒?我们谁都说不上来。这种故事的力度是我所需要的,我也在书中尝试效仿。一方的英雄在另一方眼中是要被击溃的恶徒,反之亦然。”

    现在,这种“复调叙述”已经充分进入电视剧当中,比如《权力的游戏》、《婚外情事》、《冰血暴》。单纯的善恶之争已经无法满足老辣的观众。想要赢得人们的心,虚假的故事需要比人性更复杂、比现实更真实。

悲剧是一种世界性语言。

    在《权力的游戏》之中,最不缺的就是悲剧——道德高尚的斯塔克一家已经被连虐五季,被砍头示众、被挚友背叛、在婚礼中被杀、亲眼目睹亲人之死、在新婚之夜被强奸、流亡、失明、被囚……尽管层出不穷的恶人之胜已经多次让观众郁闷到想砸电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悲剧并非毫无原因——在它们发生之前,总会设有多处伏笔,形成一条完整的悲剧发展链条。

    如同亚里士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感染了我们,并给予我们美的享受的,并非悲剧故事本身,而是描绘手法(即情节)。如同约翰·萨瑟兰在《耶鲁文学小历史》中所说:“在悲剧中,每个人物、每件事件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无论它们的顺序被如何打乱,最后也一定会各归其位。”

    法国现代剧作家让·阿奴伊认为:“悲剧情节是一台机器,就像瑞士钟表的机芯。其中所有零件都协同工作,只为达到最后的效果。”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悲剧之所以能顺利运行,一个少不了的关键因素是“错误的判断”——这是《权力的游戏》中最不缺乏的情节:奈德选择相信敌手,罗柏选择忠于爱情,珊莎选择爱上表象,席恩选择服从家族……在电视剧中,错误的判断所造成的后果是致命悲剧的发生。

    在现实生活中,错误的判断也在时时发生。“悲剧在观众心中所激起的特定感情是‘怜悯和恐惧’。怜悯来源于对主人公遭遇的不忍;恐惧则是因为想到既然悲剧可以在主人公身上发生,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甚至自己身上。”

    我们之所以沉迷于悲剧,并非只是想在悲惨角色中获得安慰。亚里士多德的Catharsis理论认为,艺术能够起到精神净化或情感解脱的作用。在看完《俄狄浦斯王》之后,观众陷入冷静与深沉的思考,全身的精力似乎都被舞台上的一幕掏空耗尽,“但奇怪的是,他们的内心却犹如参加完一场宗教仪式般高尚”。

    不论是史诗、戏剧,还是发展至今的魔幻文学、电影以及电视剧,悲剧都是一种世界性语言,因为“人生和人类所处的环境依然神秘而充满未知,悲剧则恰巧与这种神秘感正面对峙”。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判断是正确的:“它是最宏伟而高尚的文学。”

    暴力、黑暗、血腥的《权力的游戏》,描绘的并非今日世界,而是属于中世纪的真实。尽管这个黑暗世纪早已逝去,现代人类却忍不住向往它所崇尚的勇气、荣誉与爱情。如同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的衰落》中所写,在那个时代,“生活混合着血腥与玫瑰,人们徘徊于地狱的恐惧与纯真的欢乐之间,徘徊于残酷与温柔之间,徘徊于苦行与享乐之间,徘徊于仇恨与善良之间”。

    这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沉迷于《权力的游戏》——只有爱憎分明、极端暴烈地存活过,才能体会极致生命的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