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欧洲公墓看风景,和伟大灵魂对话


文/邓娟
<<新周刊>>第465期



    到达阿斯塔那古墓时已经接近晚上,但吐鲁番的天黑得晚,黄昏依然笼罩着那些光秃秃的洞穴,直到我们的脚步打破了空气里的沉寂。

    资料上说,这方圆十里是古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墓,埋有达官贵人、将军士兵,更多的是平民。经考古发掘的墓葬有456座,目前只开放3个。这3个其实也没有太多看点,上世纪初,阿斯塔那的文物和干尸就已遭到斯坦因等海外大盗的洗劫,余下的一批后来被国家移到了博物馆。

    第一个墓室只剩一架山水花鸟屏风,为墓主的身份提供印证——一个来自江南、客死此地的汉人。第二个墓室倒是有两具干尸,历经千年,男尸的头颅还可依稀辨认出惊恐的表情。只是不知道,这对生同衾死同穴的伴侣,倘若地下有知,是否能忍受被这样突兀地暴露在玻璃柜里,接受不定时的打扰和围观?那两具简陋的玻璃柜,据说还是1989年一位香港企业家捐赠5000元后才置办的,如今不免显得局促而寒酸。

    在我们沿着墓道走进土坑状的墓室前,同行的一位银行高管坚决止步,表示就在外边等。即便我们开玩笑说单独留在上边更恐怖,他尴尬地笑笑,仍选择站在离墓口三米开外——原因当然不是害怕,而是忌讳。

    在中国文化的意象里,墓地总是荒烟蔓草、阴风肃杀,只有帝王陵能成为热门景点,而真正的公墓,尤其埋葬当代人的那些,只能成为城市的死角,不可能出现西方公墓那样有鲜活的人在散步、休憩的场景,和旅游更是无缘,至少还没听说谁到北京旅游去参观八宝山的。

    哪怕是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各自有着或哀婉或荡气回肠故事的苏小小墓和武松墓,对于白堤、苏堤那些熙熙攘攘的游人来说,也并没有特殊的存在感,更不用说营造一种与之相和谐的文化氛围。

    中国人的生死观一向认为死等于“无”,“死去元知万事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当代许多人连生活的房子都无法解决,遑论操心身后的处所。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有几条新闻,一是上海出现将骨灰制成饰品的殡葬服务,美其名曰“生命纪念钻石”。项目发起人称:“用现代高科技将生者与逝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想象一下,用逝去亲人的头发或骨灰做成钻石戴在身上,你们就可以24小时不分离,当你想念的时候,想跟亲人说说心里话,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不用非得等到清明、冬至,大老远赶到墓园。”

    另一条则极具中国特色——一群大妈在烈士陵园跳起了广场舞。

    在如何与死者相处、使公墓成为城市景观和生活空间方面,中国人需要学习的太多。

与其说到公墓观光,不如说是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和伟大灵魂对话。

    如果说中国式墓地透出的气氛是“阴阳两隔”,典型的西方公墓就呈现着和谐的“生死相依”。西方大城市的公墓通常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如果不是墓碑提示,简直就像个公园。不过,即便有墓碑也不会产生什么恐惧和不适的观感,它们各异的造型反而值得玩味,给悠闲的休憩增加了些许乐趣。

    女作家素素在《欧洲细节》写到,中国城市公墓和乡下坟包那种卑琐、拥挤的埋葬,让她对死亡始终充满了恐惧,但“我从不掩饰我对欧式墓地的好感。它也许就在城市之中,被树木环绕,疏朗得像一个公园。那死亡了的肉体在土里安然地栖息,灵魂却如天堂里的鸟,卸下了原罪的翅膀洁白如雪,飞累了,可以随意在静谧的林间草地上徜徉。与墓地相关的还有死亡仪式,这也是我所喜欢的。死神降临的时候,身边有神父给亡灵做祈祷。这种祈祷一直从床边做到墓地,直到那个油着亮漆的棺盖被土埋住,鲜花在上面开放。因为死去与活着一样优美、神圣,而且有尊严,所以欧洲人面对死亡非常从容”。

    西方人面对死亡和公墓的从容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信仰相关。相信灵魂不死和肉体重生的教徒们,抱着乐观心态将墓地修建得华丽而有创意。在公墓的演变史上,墓地总是与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墓地设立在城市中心,而教堂在墓园的中心。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扩张,18世纪中期,城镇中的墓地无法满足需求,开始往城外迁移,甚至可以说是墓地界定了当时的城市边界。

    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是欧洲第一座著名风景式公墓。它的前身是路易十四赠予神父拉雪兹的一块土地。法国大革命期间,教会不欢迎被处死的人葬在教堂周围,而只能埋到乱坟岗。拿破仑时代,人们意识到墓地对于市容的重要性,开始修建优雅的拉雪兹公墓。起初居民嫌它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不愿意购买,为此巴黎市政府采取了一项聪明的措施——将大文豪莫里哀和寓言作家封丹的遗体迁入拉雪兹公墓,并举行盛大仪式,广而告之。名人效应迅速令墓地得到推广,毕竟,有谁不希望死后能与贤达做邻居呢?

    如今,这座占地42万平方米的公墓,它的田园牧歌式的气质、安详抒情的氛围和如同艺术品的古典墓雕,已经成为现代公墓设计的范本。巴尔扎克、王尔德、肖邦、歌剧《卡门》作者比才、《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群星闪耀,长眠于此。素素写道:“那些人生活在另一个巴黎。因为那里面也分区和街道,也标着门牌号码。大家也许常常在街上碰面,说不定还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悠闲地聊天。”

    而对那些带着情怀而来的观光客而言,与其说到拉雪兹公墓观光,不如说是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和伟大的灵魂对话。尽管王尔德的性取向众所周知,他的墓碑仍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唇印。

个体享受生命自由的形式,应该还包括可以自主选择死后的居所。

    1821年深冬,罗马一间小屋中,死神正步步逼近约翰·济慈,他患有严重肺结核。25岁生命的流逝,任谁都会感到痛惜,尤其还是这样一个细腻、诗意的灵魂。但这位曾写过“哦,死是多么富丽”的诗人,在弥留之际想必是从容的,尽管来不及回到家乡,他已经在罗马给自己选好了墓地。

    他选择的是罗马的新教公墓,如茵绿草顺着缓坡一直绵延到上千年历史的城墙边,城墙是古罗马的防御工事。济慈的朋友雪莱形容,这座公墓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地方”。

    年轻的济慈认为自己的短暂一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他提前为自己拟定墓志铭:“这里安息的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若干年后,纪伯伦在文章中写道:“济慈——那只善鸣的夜莺,如果知道他的诗歌至今一直向人们心中灌输着爱美的精神,他应该会说:请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写在天空。”

    诗人雪莱后来也选择新教公墓作为安息之地。与他为邻者有艺术家、外交家、士兵及一些游客——新教公墓的第一批“居民”就是来自英国、不幸客死的旅游者。此外,罗马早期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在打猎中意外丧生的人,也多安葬在这里。和雪莱一样,一些病人在意识到可能天不假年后,奔着对罗马的向往和地中海的怡人气候来到这个城市养病,最后也成了新教公墓的一员,他们虽眷恋家乡,但也随遇而安。

    如今,美国人、瑞典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基督徒、新教徒、犹太人、穆斯林、无神论者……新教公墓成为一个令世人瞻仰的“国际社会”。其中一条墓志铭写道:有光明,我永将牢记;黑暗中,我不会忘怀。

    无论是巴黎还是罗马,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那些选择了长留之所的人,也意味着选择了永恒的自由——即便是死,也要自由,这是生命更高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