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司头到杀马特,洗剪吹里看中国


文/邓娟
<<新周刊>>第468期



    一个小镇的洗剪吹行当,60多年前叫“剃头铺”,门柱通常贴着“敢问天下头颅几许,且看老夫手段如何”的对联,横批一般是“顶上功夫”。

    再后来,“剃头铺”改名“理发店”,普通青年理“小平头”,文艺青年理“西装头”,二逼青年理“冲天头”。一段时间里,最安全的发型是男人剃光头、女人剪辫子,再戴顶军帽,便是官方认证的“英姿飒爽”。

    忽然有一天,“纽约发廊”“巴黎发廊”“伦敦发廊”“东京发廊”仿佛从天而降,理发价格像搭上了火箭,发型终于能自由生长——“文革”结束了,新生活从头到脚开放。

    这是小镇人赵红雁记忆中的家乡。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小镇,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城镇的缩影。

    束缚头发的从来不是发箍或头巾,而是政治,然后才是文化心理与个人气质。

   一粒沙里见世界,从洗剪吹可以看到每个年代的精气神。


经济危机,催生“理发女”与“大保健”。


    中国人对洗剪吹的接受来得相当迟缓,对此,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人深有感受。明朝开放海禁后,1567 年,印尼爪哇岛形成了一个3000多人的华人社区。荷兰画家画下的华商形象,头顶扎鬏,留长发,穿长袍,与土著或殖民者都大为不同。只有一些犯了严重罪行的华人,死了回国的心,才豁出去剪短发,换掉唐装。

    17 世纪的雅加达,荷兰人又注意到,虽然华人也上理发店,但对头发一丝不苟的态度仍令人惊异,“用小针盘髻,插以龟贝梳,覆以黑鬃网,故初见时吾人常将其男子误认为女子。华人对此物宝贵异常,以为可代表其名誉”。

    剪发在中国本土的出现,更像是“人民用发型投票”。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人们才将洗剪吹从政治表达矫正为审美行为。

    “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张爱玲的童年愿望清单,首先就是梳“爱司头”,那种S发型风靡十里洋场,成为当时海派女人的符号。李泉在《花花大世界》惆怅地唱道:“弹落掉老刀牌香烟的灰烬,丁香楼已换了佳人,再没人梳起时髦的爱司头,再没人约她去百乐门……”

     那时的上海女人简直用生命在烫染——把火钳烧烫后,在头发上夹出波浪。美丽虽然危险,女人却乐此不疲。同为上海女作家的程乃珊说,上海女人和相熟理发师之间的关系坚贞不移,比经“明媒正娶”的老公更稳定。

     关之琳主演的电影《做头》几乎是对程乃珊这句话的诠释。女主角爱妮有一段草率平淡的婚姻,好在还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她把人生乐趣都寄托在做头发上,并因此与理发师阿华发展出暧昧情感。时代变革中,阿华工作的国营理发店面临倒闭,他接受一位时尚女郎的橄榄枝,跳槽去别处经营新潮的美发沙龙。连做头这最后的尊严都被剥夺,爱妮崩溃了。影片最后,形形色色的“美发厅”“形象设计沙龙”取代了一间间老上海理发店。

    回到旧上海流行爱司头的年代,女人是光顾理发店的主力军,操刀的理发师则清一色是男人。同一时期,在东南亚华人圈,因为1929—1933年出现新马经济危机,服务业争相聘请女工,以她们的身体招揽生意,“理发女”纷纷出现,在当时被与女招待、舞女相提并论。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中有一段理发女的回忆:“民国十九年(1930),便开始有剪发女,先时人少,而且新奇得很,待遇也就很高,月薪每人竟有百多元,那时有人想用95元聘我,我还不肯去呢。而且当时大家都很朴素,一律是穿白衣黑裙的学生装,工作时也庄严得很,顾客虽然轻薄,最多只装作无意地把我们的衣袖碰一下,绝不敢捏手捏脚的。”

    经济危机加剧后,“可就不同了,因为待遇好,受经济压迫的女学生、家庭妇女、女工,蜂拥般扑来抢吃了。最糟的是连茶店女招待也大帮拥进来,她们素来爱卖弄风骚,理发店便成了卖弄风骚的场所,捏手捏脚的事,使我们的名誉坏了”。

    1939年2月5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刊登一篇《理发女的生活》,接受采访的理发女说:“我们穿妖冶的衣裳,擦脂涂粉,是我们愿意的吗?只要有一天粉擦得不厚,东家就会说了:‘病人一样,粉也不擦,做什么工?’照这样下去,饭碗便要跳舞了。”

    “东家会指着一些打扮得妖怪一样的同事,啧啧地称赞说:‘多么美丽!你们看她是多么美丽!这才是做工的人!’”


乡土中国,造就杀马特和洗剪吹。


    时间进入1956年。7月6日,一队浩浩荡荡的理发师,带着装满剃刀、剪刀等家伙什儿的箱包,从上海登火车,朝首都北上。

    在北京饭店的招待宴上,邓小平给理发师程寅良一本发型书,说:“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发型。”

    这场迁京行动是响应“繁荣首都服务行业”号召,上海四大理发名店——紫罗兰、湘铭、云裳、华新,抽调近百名技师,带去10把美国理发椅,在北京开张了四联理发店。不过,他们登峰造极的顶上功夫并没有太大用武之地,因为多数上门的顾客,选择的都是平头和简单分头。那个年代,发式被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出格意味着风险。

    “文革”中,“梳一条辫子是封建主义,梳两条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则是修正主义,统统在横扫之列”(顾农),“反革命”则被剃成侮辱性质的“阴阳头”。至于烫发,这种资产阶级作风就更被严禁。

    四联低调地恢复烫发业务是在1977年,不过只面向持有单位介绍信的演艺人员,并且惹眼的波浪造型仍不被允许。

    好在,春天虽然有点晚,但总算是来了。1979年的中国洋溢着一种从头开始的气象。那年秋天,法国设计师皮尔卡丹在北京搭建临时T台,外国女模特的走秀,激发了灰头土脸的中国人的时尚启蒙。

    随后,日剧《血疑》和《排球女将》引进中国,山口百惠那简洁、俏丽的“幸子头”,以及把刘海在额角两侧扎成辫子的“小鹿纯子头”蔚然成风。

    港台剧也不逊色,琼瑶剧作为言情担当,黑长直、刘海中分的“青霞头”至今是直男最爱发式。女仿林青霞,男学周润发。许文强的大背头造型,与“浪奔,浪流”的旋律一同成为经典。

    当时还兴一种“招手停”发型,“把额前的刘海长长高高地吹起,用发胶固定在蓬松起来的那一刻,由于颇像‘招手’姿势,于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招手停’。‘招手停’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发型界的里程碑,第一次把刘海吹得硬气十足,受到最多女士的热捧……与‘招手停’同时流行的还有摩丝,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舶来品,这种固定发型用的美发产品以傲然姿态挺进了中国”(刘杨)。

    “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招手停”男女通杀,拥趸除了标志性的猫王,还有钟楚红、刘嘉玲,也包括18岁那年正在上高三的高晓松。

    从三七开的“林志颖头”、五五开的“郭富城头”,到最新“宋慧乔同款空气刘海”,中国人的洗剪吹永远以明星为风向标,哪怕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塑造了一个个杀马特。

    如果说乡土依然是中国的底色,那么,最体现洗剪吹精神的,理应是这则网络段子——

    “找哪位发型师为您服务呢?是Kevin老师、Jack老师、Eric老师还是Lucy老师呢?” 

   “我都不认识,那就Lucy吧。”

    “ 好的,您稍等。Lucy老师,10号客人要理发。Lucy,Lucy!Lucy……你××××的刘继芬!有人要剪头!”
“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