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占领了波士顿中国城?


文/曹园
<<新周刊>>第469期




    尽管已经担惊受怕了几个月,但当于佩英(Pei Ying Yu,音译)和于燕农(Yan Nong Yu,音译)得知要马上从波士顿中国城的住所搬走时,依然震惊。2015年1月28日,一场暴风雪袭击波士顿的第二天,当地中国城狭窄的街道上,杂货店老板在铲除积雪,行人艰难地翻过路边的小雪丘。

    于佩英已过花甲之年,2008年来到美国,妹妹于燕农两年后也来了。因为英语能力有限,她们只能做家庭保健、护理工作,每小时收入低于12美元。于氏姐妹于2013年搬进中国城。她们和另一位室友合租的住处,就在哈德逊街103号一栋刚刚被卖掉的老式排砖房内。新业主要求租户全部搬走,姐妹俩在工作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下班后,她们将衣服塞满塑料袋,讨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她们担心的是,一旦离开这里,还能不能搬回来。

    约12000人住在靠近波士顿市中心、占地0.25平方英里的中国城。7个街区外,一栋名为“肯辛顿”的崭新公寓楼推出822平方英尺(约76平方米)的一房一厅,每月租金4000美元。而于氏姐妹和室友合租的房子,租金为700美元,还不到前者的1/5。

    在于氏姐妹和邻居们收拾东西准备搬离时,华人进步会(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理事陈凯伦(Karen Chen)和社区志愿者整理了所有租户即将被迫迁走的文件,给媒体打电话,并打出这样的标语进行抗议:“停止和贪婪合作!”“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不应该被撵走!”

    华人进步会致力于解决波士顿地区美籍华人的住房和就业事务。现在,它在为阻止波士顿中国城的消失而努力。


街区高级住宅化在美国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它正以迅猛的速度重塑这个国家的中国城。


    当抗议者在业权已被转让的旧房子前表达不满时,蒂姆·奥卡拉汉(Tim O'Callaghan)很困惑。他是个前消防员,目前就职于First Suffolk地产公司——正是该公司买下了中国城这些老式联排住宅。

    “我只希望你们明白,我是个人道主义者。”奥卡拉汉对抗议人群说。这位留胡子的中年人穿着蓝色牛仔裤,一副老花眼镜夹在棒球帽帽檐里。“在南波士顿,人们每天都在出售房子,中国城又有何不同?”

    奥卡拉汉的论点很明确:之前的业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他则通过改造帮助租户。“这些建筑在糟糕的条件下立足了75年,简直是一个耻辱。”没有人注意到,波士顿市政府曾因这些房子结构违规,向前业主提出过刑事指控。

    抗议者的诉求是:目前的租户能否最终从改造中获益。但奥卡拉汉正将租户全部赶去酒店。这是街区过渡阶段地产公司越来越惯用的模式。

    亚美法律援助处和教育基金会(AALDEF)的报告发现,最近几十年,波士顿中国城的亚裔居民绝对数量有所增长;然而,亚裔居民的整体比例,从1990年的70%下降到2010年的46%。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波士顿。街区高级住宅化在美国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它正以非常迅猛的速度重塑这个国家的中国城。根据美国媒体Vocativ的报告,纽约中国城的美籍华人占比从2009年的55%下降至2014年的49%,费城则更夸张,同期从74%降到了48%。而华盛顿中国城目前只剩下300名美籍华人(1970年那里还有3000名美籍华人)。

    波士顿本地媒体试图接触奥卡拉汉,但他拒绝回应。当于佩英接受采访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奥卡拉汉突然给记者们打电话:“她可以搬回那座房子里。你可以把这句话录下来。”

    美国法律规定,一座建筑修复后,原来迁走的居民可以住回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无过失驱逐在马萨诸塞州属合法行为,所以,奥卡拉汉仍可在他的权利范围内驱逐租户并提高房租。

    “我们并不打算把这些人赶走。”奥卡拉汉说。此时,租户们正在房子里打包行李。他承诺:“他们会搬回来的。他们不会受骗上当。”


对于氏姐妹这样的中国移民来说,中国城给她们一种“回家”的感觉。


    于氏姐妹所住的老式排砖房,夹在塔夫茨医疗中心、双树酒店及90号、93号公路的交汇处。附近高层公寓楼的阴影下,一排火锅店和饺子餐馆亮着鲜红色和黄色标志。这里也有总是联袂出现的CVS超市和波士顿比萨店(Boston Pizza)。当地公立小学的学生既学英文也学中文,过中国传统节日。

    波士顿中国城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成形。当时,华工大批涌入马萨诸塞州,投身于北亚当斯的制鞋业与波士顿的电话线铺设。他们当中的一批人在“平安巷”落脚暂住,慢慢演变成中国城。

    二战伊始,逐渐有色情产业在毗邻中国城的华盛顿街聚集。上世纪60年代,《波士顿每日播报》记者珍·科尔(Jean Cole)用“战区”(Combat Zone)来描述华盛顿街的色情、暴力文化,一方面指众多士兵在此频繁活动,另一方面暗讽此地随处可见的暴力、犯罪行为。1974年,波士顿开发局将华盛顿街及附近几个街区划为“成人娱乐区”,紧邻 “战区”的中国城首当其冲,被认为是一处危险之地。

    中国城居民意识到,需要消除外界对于中国城的负面印象。他们自发组建了“犯罪巡逻小组”,身穿蓝色背心的社区志愿者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街道上巡逻,帮助遏制非法活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盛顿街被重新开发,曾经的“战区”被一栋栋豪华公寓取代。毗邻的中国城也一样。地价和租金不断攀升,中国城的问题变成了“社区贵族化”,新移民在这里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

    “这件事是必然发生的,居民们需要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波士顿小产权所有者集团执行理事斯基普·司格明说,低租金的老建筑容易老化,因为没有充足的维修基金。蓬勃发展的住宅市场意味着房东有做出改善的空间,但只有在涨房租的前提下才成立。

    社区迁移也已经发生,很多中国移民现在定居波士顿郊区的莫尔登和昆西。但这些华裔飞地太分散,不能代替中国城的地位。

    于氏姐妹是广东人,中年才到美国。佩英离开广东去亚特兰大之前,是一名会计;燕农之前住在圣迭戈,长期以来那里一直是中国移民的首选目的地。无车、无工作经验、无英语能力,两姐妹在没有大型中国城的地方挣扎着生存。

    但波士顿不一样。中国城大量的中餐馆和中国超市让她们非常兴奋,巴士和地铁能够让她们便捷地求职。而且,中国城给她们一种“回家”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住房问题,她们会毫不犹豫地把波士顿推荐给每一位中国移民。


“豪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种标准?以前,豪华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回到2015年1月28日这天,于氏姐妹离开住处,朝奥卡拉汉安排的廉价酒店走去。她们不用支付房费,但让她们气馁的是,这里没有厨房,熟知的商店和同声同气的街坊更远在天边。她们花了一个星期才弄懂应该坐哪辆巴士去上班。

    一周后,她们住进了位于昆西的万豪酒店,房费里包含16.95美元的自助早餐。对于商旅者来说,万豪是不错的选择,但对于两位上了年纪、没有私家车也不太懂英语的女性来说,却相当不便。佩英不得不坐酒店穿梭巴士去地铁口,再换乘公交车。为此她经常迟到。奥卡拉汉和他的地产公司认为,万豪会让那些租户放弃回到哈德逊街。大多数租户找到了更合适的地方落脚,但于氏姐妹没有地方可去。

    接下来几个月,哈德逊街103号并没有任何进展,奥卡拉汉甚至没有申请建筑许可证。华人进步会敦促他签署一份多年合同,并承诺至少一年不涨房租。他们组织集会,找来声势浩大的支援者:白发苍苍的中国城老居民、邻近城镇年轻的美籍华裔活动家及波士顿其他住房权利团体支持者。

    于氏姐妹喊着口号,在电视镜头前和陌生人群中放声哭泣。佩英在市政厅前再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坐酒店的穿梭巴士去地铁口,却发现巴士停到商场前。她上班迟到,害怕丢掉工作。最近,她在背包里随时放了一大块面包,以防自己迷路又找不到吃的。“无情的房东并不知道租户将会经历些什么。我只想有个栖身之所,我是一个好租户,认真工作用以支付房租,什么都没做错。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回到中国城的家中。”

    但佩英坚称,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她对美国人的看法,友善的美国人帮助过她。一对美国夫妇曾冒着风雪,各搀着她的一只手臂,带迷路的她返回酒店。

    集会后,华人进步会的支持者和上百名波士顿人涌进市政厅。一名市政议员宣布,将马上召开一次关于住房负担能力的听证会。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波士顿房屋局主管称,该市计划增加5.3万套住房,但其中只有1700套为低收入人群准备。波士顿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主管说,这座城市正面临下层住宅高档化的现象,大型投资者和开发商瞄准了高买高卖的机会。

    会议进入自由发言阶段时,一位在南波士顿长大的意大利裔美籍女性说,她一直被房价逼着走,新修的建筑都是奢华的公寓大楼,“豪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种标准?以前,豪华只是一种选择而已”。

    斯基普·司格明认为,埋怨贪婪的业主很容易,但有了利润,就可以修建新房、改善旧房。限制房东收取租金,或者让驱逐租客变得更困难,这都意味着发展停滞。有些房东甚至会因为无法继续获利,为得到保险金而烧毁房屋。“这座城市需要为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做准备,波士顿需要成长。”司格明说。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城市的权力》(Right to the City)一书提到,一座城市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创造,他们才是经营整个城市的主人。而2011年,28%的美国租房家庭在房租上投入了超过一半收入。

    奥卡拉汉有些委屈,他把租户们安排在酒店里长达数月,“他们正免费地活在美国梦之中”。他们为什么还不满足?


“中国城已经有150年历史,作为华人,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它。希望中国城继续熠熠生辉。”


酒店里,于氏姐妹对没钱给服务生和穿梭巴士司机小费而内疚。同时,没有厨房意味着只能去吃那些昂贵而不健康的食物,但她们别无选择。

     燕农多数时候保持沉默,但谈到房子时,她很激愤:“为什么中国工薪阶级移民在美国总是受到歧视和剥削?美国的体制为什么不对此负责?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一切,继续苟活?”

    2015年5月12日,奥卡拉汉、城市建设部门代表、华人进步会的工作人员以及5名哈德逊街的租户在波士顿房屋法庭碰头。考虑到开发商的不作为和后续问题,市政部门暂时接管了这些房屋。

    之后,局势突变。奥卡拉汉的公司终于申请了许可证,很快可以开始修整房屋。如果进展顺利,市政部门继续接管的机会很小。此外,不管是新租户还是旧租户,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住进中国城。

    华人进步会阻止奥卡拉汉的计划没有成功,市政部门也无法继续干预。但年过六十的佩英在申请住房津贴时得到了特别照顾。2015年8月底,她获得了波士顿南部一处住所的居住权。

    新住所在中国城的另一头。但佩英并不介意这点,她每天坐20分钟公交车去老街坊那里买菜购物。晚上,中国城的公交车经常停运,她就从陌生的街道走回家。但至少,她有了一个厨房——这对她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2015年12月,奥卡拉汉的公司收到了重建哈德逊街建筑的许可证,但整个冬天似乎也没怎么动工。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于氏姐妹在两件民事案件中起诉了奥卡拉汉及其公司,她们表示,还住在中国城时,奥卡拉汉就强行闯入房屋,恐吓并歧视她们,拒绝让华人进步会的员工做翻译。

    奥卡拉汉和他的律师对于接下来的计划、租户的未来去向,以及于氏姐妹的起诉均没有回应。

    现在,华人进步会连同波士顿其他租户联盟组织正推动更大范围的改革,包括终止无过失驱逐行为,以及一份崭新的城市长期发展规划,里面提到优先解决各收入阶层人群的住房问题。他们已经成功引起了波士顿市长马蒂·沃尔什的关注,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度过混乱的一年后,于佩英还想拼一把。“中国城已经有150年历史,作为华人,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它。希望中国城继续熠熠生辉。” (译自BuzzF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