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版《白鹿原》

“没有演员,他们就是白鹿原的生民”


文/宋爽
<<新周刊>>第470期



   2016年6月16日,陈忠实的家人集体来到西安人民剧院,观看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剧目结束之后,长女陈黎力一连说了三遍“很满意”。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某种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正如一个意大利人唱普契尼的歌剧天经地义,或像仙人掌不应当出现在热带雨林里那样,陕西人演绎《白鹿原》话剧版,多少显得合情合理——就是这个味儿。


“我们的观众这些年来已经越来越懒得思考了,任凭那些烂故事牵着走。”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京夫的《八里情仇》让整个文学界耳目一新,后来这次影响中国文坛的事件被誉为“陕军东征”。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展现出某种特质,粗犷、真实甚至残酷,但无不直抵人性深处。尽管其中穿插着绝望和压抑,但这些文字仍然指向体现终极意义的悲悯之心。
 
    《白鹿原》的编剧孟冰认为,这种剧烈感“是有良心的、对家乡故土有深厚感情的人必定会生出的一种感情经历,割舍不掉挥之不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想刻意掩藏、回避,甚至想离开,都做不到,所以强烈到这样的程度时,文学家就要把感受传递出来,用自己的感情和观众建立对话——‘你是这样吗?我是这样的,你能理解吗?’”

    然而,让陕西文学扬名剧场的,却并非陕西的本土剧团。在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上映之前十年,林兆华就已执导北京人艺演绎了话剧版《白鹿原》,定下了一个相当高的基调。用陕西人艺院长李萱的话讲,“在我们剧团,你说十个人名字都不如人家一个姓”。

    虽然剧中大腕云集,林兆华对舞台的处理、对演员的要求依然相对生活和自然化。孟冰认为:“林兆华导演的舞台,是一个原上的环境,人从原上冒出来,把该说的话说了,又回到黄土堆里面去,这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但同时也要求观众要有较强的感受能力。”

    北京人艺版的《白鹿原》没有过多迁就观众,而是以一种引领的姿态,期望观众能从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中体验到这出戏的内在精神。而陕西人艺版《白鹿原》则在这方面做了调整。“中国人爱听故事,对文学、艺术作品保留了一个听故事的概念。只要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起起伏伏就行。这形成一种对观众的牵引,拽着你跟着人物的情感走、脉络走,而不是把这一片东西撒在那儿,让你自己去琢磨。”孟冰说道。

    但说到底,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时至今日,真正手捧书本的人不多,“我们的观众这些年来已经越来越懒得思考了,任凭那些烂故事、不称其为故事的故事、讲不圆的故事、有硬伤的故事、毫无意义的故事牵着走。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还能津津乐道地去议论。比如我们过去看一部作品,看不懂,可能不太好意思说出来,表面上还得撑着,回去后赶快翻书,或者找大人问怎么回事,把自己没看懂的地方、不了解的历史赶快弄清楚。现在没人会这样了。”


“性”有时恰恰表现的不仅是性,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真实,对生活的热爱和兴趣”。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陕西人艺版《白鹿原》首次面对观众——在去年首次公演之后,争议颇大,使得孟冰不得不再次改编剧本,以减少“负面影响”。

   “这些负面影响的来由,是因为年轻观众和读者并不了解过去那段历史。他们不看这方面的书,也不感兴趣。我们只好把他们不了解的地方干脆剪掉,免得产生误会。所以尽量从正面写,以减少负面影响,但说到底,原因是因为这些年轻观众不懂。”

     从人物关系上,孟冰做出了重要调整。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三个人的爱情关系被重新定位。“鹿兆鹏是党的领导干部,所以观众对他有一定的期待和要求。虽然说从个人角度,党的领导干部也有爱恨情仇,但我原来写的那版多少有些自私和阴暗,比如他利用组织找借口,获得和白灵生活在一起的机会,发展出了感情,导致白灵和兆海分手。这就使得鹿兆鹏显得不够光明正大,对他的形象有所伤害。” 

    为了保持鹿兆鹏较为正面的领导干部形象,孟冰将这一笔彻底改掉,重新写了一场戏。他强调这一次是从“正面来写鹿兆鹏和白灵的爱情关系”,并保留了组织上让他俩以假夫妻生活在一起的前提,但是正因为此,俩人产生了正常的感情关系,并且“在这场关系里,白灵还稍显主动,而反过来鹿兆鹏对白灵的感情是有所顾虑的,最终是白灵说服鹿兆鹏要一起面对困难,鹿兆鹏最终同意——这样对党的干部形象塑造更为正面”。孟冰认为这次的改变虽然在人物的深刻性上和上一稿有所区别,但“可能更忠于原著”。

    《白鹿原》中另一个重要元素——“性”,也毫不意外地惹恼了一部分观众和剧评人。话剧演出中,白孝文过于沉迷性事,田小娥和鹿子霖在被窝里动作幅度太明显,等等。“观众觉得有些直白露骨,动作性的东西太明显。其实现实生活比舞台上看到的丰富多彩得多、强烈得多。但是艺术作品从来都是高台教化,舞台就是有这种规矩,要有分寸感,即便生活中可以是这样,但上了舞台就不行。”孟冰有些无奈。

    但无论如何,“性”有时恰恰表现的不仅是性,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真实,对生活的热爱和兴趣”。性带来一种鲜活和能量,也同时最能揭露一个人隐藏的性格本质,孟冰认为少了这一点,“艺术作品最起码是不真实的,缺乏一种生活中的味道”。

    从本质而言,究竟该如何表现“性”,涉及到了重大的美学理论问题,对此孟冰也有诸多不解,“舞台高于生活,究竟怎么高,高在哪,高多少,到底应不应该高,高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今天的批评家、理论家应该好好去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将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其在语言上有着本质的差别。戏剧台词的表达方式特殊,和文学不尽相同,“小说不论怎么写对话,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平面,是在一张纸上,人们去阅读它,是不会出声音的。而话剧不同,所有台词都需要演员念出来,让观众能听到。那时候话剧演员不带麦克风,一定要把声音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话剧的文本在创作上却要兼具口语化的特点,要能带动观众的情绪,有煽动性,并且有特殊的节奏感。此外,陕西人艺的演员具有先天的语言优势,全程浓郁而地道的方言达成了对原著的回归和尊重,没有人会因为口音的差别而“出戏”,而这无疑是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院团所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陕西人艺通过一种笨鸟先飞的方式,让这版《白鹿原》最终成为陈忠实“最满意的版本”,也使得陕西人艺拿到了一张颇具说服力的名片。


    这一版《白鹿原》让陕西人欢欣鼓舞,觉得“正儿八经地长了老陕的脸”,但其实,陕西人艺绝非一路顺风顺水,《白鹿原》的成功不仅让陕西人热血了一把,更让这个已经深陷经营困局的剧院有了希望。“直到2013年,陕西人艺已经是七年无大戏,剧院的演员卖面条的、开歌厅的,弄啥的都有。”陕西人艺院长李萱说道。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名作,陕西歌剧舞剧院、秦腔话剧院的领导都希望《白鹿原》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演绎。虽然现在李萱如愿以偿,但这却并不令人轻松。之前林兆华执导的北京人艺版《白鹿原》颇具权威性和艺术性,明星大腕云集,对于一个地方院团而言,这座山似乎有点高。但最终,陕西人艺几乎是通过一种笨鸟先飞的方式,让这版《白鹿原》最终成为陈忠实“最满意的版本”,也使得陕西人艺拿到了一张颇具说服力的名片。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将这句话放在《白鹿原》的卷首。权力和欲望、阴谋和爱情、高尚和卑鄙都在这部小说中发酵,不得不说,这部富有悲情色彩的作品从凄惨和绝望的命运中,写出了人性里按捺不住的张扬和狂放,但最终,人还是死在了人性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