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港怂”徐天成:坐在北京的银杏树下喝杯茶


文/赵渌汀
<<新周刊>>第470期



     一转眼,“港怂”徐天成已在北京“漂”了十年。

    十年前刚到北京时,他问身边的朋友:“你们管香港人叫什么?”

    “港……算了,就叫你丫‘港怂’吧。”

    他起初不明就里,后来才得知“怂”字之意:胆小、怕事、窝囊。他并未生气,此后也乐得以“北漂港怂”自居:“如果这些词能为自己的生活加一点‘京味儿’,貌似也未尝不可。”

    2006年至今,他在北京搬过四次家,足迹遍布这座城市的十四区两县;他自诩“京城通”,为你指明望京片区的每处商业地标,告诉你国子监旁的新加坡菜馆正宗,教你分辨川办餐厅的新馆与旧馆有哪些菜品差异;他已习惯用“回”北京、“去”香港这样的措辞来显示对前者的归属感,尽管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仔”。今年他以《我们香港这些年》为名出了本书,希望用文字留住狮子山下的“香江回忆”,也留住那些不为内地人所知的“香港人情”。


“编年体”叙述风格,拼凑出一本港仔记忆中的“香港微年鉴”。


    徐天成至今还记得那辆童年时的儿童三轮车。上世纪80年代初,他总是踏着这辆车,沿着铜锣湾社区的洋房走廊溜来溜去。“那时香港和现在一样,大家住得超挤。经过一些旅店时,偶尔会看见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匆匆进出,长大了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去开房啦。”他眨了眨眼笑着说。

    自1841年香港开埠起,铜锣湾发展迅猛。等到1977年徐天成出生时,这里已经是港岛的购物天堂。徐天成记忆中的香港,始自那个广纳来客的铜锣湾:在一幢60年代建造、10层高的洋楼里,他和父母以及两个姐姐“蜗居”在一户60平方米的三房公寓里。每次进电梯,个子不够高的他总爱把1至10楼的“车立掣”(电梯按钮)摁遍。然后,“回家免不了挨妈妈一顿打”。

    “挨打”这样的糗事虽说免不了,回想起来毕竟让童年回忆变得丰富立体;不过他小时候最爱的还是逛茶楼、叹早茶,“食虾饺、刨马经(读马报)”。与小伙伴一起扭计骰(魔方)、玩摇摇(溜溜球)的日子总是令人难忘,而在马经赌客的叫喊声、点心车的叫卖声、咨客的招呼声、侍应放下碗碟的碰撞声等汇集成的民间交响乐中,让他知道“香港茶楼,芸芸众生”。

    给内地游客留下“购物天堂”感受的铜锣湾,早在80年代便充斥着服饰、电器、首饰盒、唱片店铺。“大家都知道莎莎,当年它的创办人兼女老板郭罗桂珍,就是我家楼下起家的。”徐天成难掩得意,还不忘补一句,“不是给它打广告哈。”

    关于铜锣湾的这些童年细节,以及对于香港的城市记忆,都一一被他记录在书中。翻开目录,从1977年至2015年,他以“编年体”叙述香港发生的大事,拼凑出一本港仔记忆中的“香港微年鉴”。


陆港之间有些矛盾,但归根结底是彼此沟通不够。


    “你们香港人说话,干吗时不时飙个英文单词?!”

    徐天成先是一怔,随后咧嘴坏笑。“装×呗。其实很多香港人讲话都不冒英文词哈,我就完全不care(不在乎)。”

    台下哄笑。

    5月22日,他来到广州联合书店,为新书造势,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祛魅。坐在台上拿起话筒,他对台下的听众直言“自己聊天尺度很大”,今天过来“聊聊天,吹吹水”,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末了他舒了口气,“卒之嚟到一个讲粤语嘅地方”(终于来到一个讲粤语的地方)。

    有人问:“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没落?”他笑笑说:“香港人都来内地拍电影了,你觉得香港这样一个空城还能像以前一样吗?”有人问:“香港目前学术环境如何?我家小孩去那边上学你看如何?”他板起脸:“他喜欢就好了。年轻人还是要自己做决定。学术环境?我没那么高端专业,恕难回答哈。”有人一连问了三个“敏感”问题,他愣了半天:“呃……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不过最后他还是一一说出了看法。

    讲座期间,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多次提及。而在广州讲座开始的前一天,徐天成发了条微博:“当评论自由行对香港的影响时,我常常提醒自己由于长期不住在香港,不能第一身感受自由行对香港市民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光看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好处而忽略坏处。”

    对于陆港关系的看法,久居内地的徐天成认为自己还是有发言权的。大学毕业后,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后返回香港做律师。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往北京公司,之后开始了十年的北漂生活。作为一名常年行走在内地的香港人,徐天成对于二者关系有自己的见解。“隔阂肯定存在,就看双方如何彼此看待。”为此他在书中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陆港故事:《从“阿灿”到“港灿”》《香港—北京交流团》《陆港矛盾》《港眼看北京》……

    “我尊重每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陆港之间目前有些矛盾,但归根结底是大家彼此沟通不够。我希望有更多香港人来内地,在了解内地的真实情况后,把香港的想法和感受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香港看看(突然话锋突变,‘大家应该去了很多次了’),告诉香港人你们是怎么看待这座城市的。”


“左手拿热饮,右手擦鼻血,即便这样,北京我还是没来错。”


    有次出差外地,席上客来自天南海北。突然有人问:“哪些朋友来自北京?麻烦举个手。”

    徐天成下意识地举起手。“但后来一说话就露馅了,就我这港普,还敢自称来自北京?!”事后他大笑打趣道。

    2006年国庆节,徐天成来到北京工作。在这前一天,他刚刚在香港宣誓成为正式律师。“我耐不住性子,总想去内地多走走看看。”而当香港公司提出北京分公司有职位空缺,徐天成第一个报名。

    “哪怕是一串冰糖葫芦、一瓶用瓦罐装着的蜂蜜酸奶,或者是四合院门前一对写着‘如意’二字的门当,对一个香港人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东西。”在《港眼看北京》中,徐天成这样写道。

    “来北京的第一感觉就一个字:干。比我钱包还干。”虽然气候干燥的北京让香港仔徐天成不适应,但他还是愿意在香港不可能见到的银杏树下体会帝都的诗情画意。“左手拿热饮,右手擦鼻血,”徐天成说,“即便这样,北京我还是没来错。”

    “我现在住望京一座公寓,宽敞明亮,这是在香港时从来没有过的。”香港土地寸土寸金。每当身边的内地朋友谈起北京的高昂房价而黯然神伤时,徐天成总会戳戳对方:“哎,考虑一下香港人的感受好不,这种房价在我们香港来说很平常啦。”

    “北漂”一说,于他而言更像是另一种生活体验。透过北京,他回看和重新审视香港;回忆香港,又能更客观地看待北京。“北京当然有优点也有缺点,香港也很多毛病。我既然如今生活在北京,就会学着包容它。每次有新相识的朋友从香港来,我都会热心地问他们在北京生活得怎样。如果说好,我会很高兴,仿佛为自己的家人长脸;如果说不适应,我会追问为什么,然后分享一点在京生活的小智慧。”


我们不要妄想一朝飞黄腾达,而是宠辱不惊,迎接下一个高峰的到来。


    2010年年底,徐天成读到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同样生于1977年的台湾青年廖信忠以编年体形式写了这本风靡大陆的畅销书。

    “我边读边想,他写台湾,我也可以写香港啊。”2011年6月,他开始动笔。通过查询《香港年报》等资料,于2012年年底完成初稿。“写得很慢,但我足够用心。”

    对于出书,徐天成有自己的原则。“在内地出版一本关于香港的书,这确实有点敏感。实际上,我在写时就有一些自我审查。”久居内地的他懂得拿捏书稿的尺度,但他有自己的底线:“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删稿,但绝对不可以改我的原话,这是底线。”

   2016年3月,《我们香港这些年》终于面世。这本只在内地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有没有香港人读过?徐天成表示:“这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回忆,供内地朋友阅读交流。每个香港人对香港的态度和感情都不同。我写这本书不是要代香港人立言,那太宏大了。我只愿意写一点个人回忆性质的小文字,让内地朋友看看我眼中的香港是什么样的。”

    他把这本书给家人看。据说,“徐妈妈读了两遍,然后哽咽落泪,觉得儿子多年在内地打拼,非常不易”。
在5月22日的广州讲座现场,当被问及是否会效仿廖信忠,再写一本《我们香港这些年2》时,徐天成表示暂时并无这种打算。但他认为这本书“是个未完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家乡”。

    “媒体都说香港现在没落了,这座城市快死掉了。你感同身受吗?”有读者问他。

    台上的徐天成愣了一下。这让他不自觉地想起他曾参与写作的一本书:《北漂十记》。

    2013年,香港媒体人卢燕珊把自己对十位在内地的香港人的访谈集结成书,取名《北漂十记》。徐天成作为十人之一,写了篇文章《港怂与北漂——记一个在京香港人“理解的胜利”》。在文末,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TVB有过一句经典台词:‘The city is dying,you know?’(你知道吗?这城市正步向死亡。)但身在北京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The city is alive and kicking,you know?’(你知道吗?这城市激情活力。)我们其实很美,美得令人嫉妒;我们又那么渺小,自信不足或者沉不住气的话,只会自己吃亏。回归以来的挫折,不应该令香港人失去自信,而应该让大家更成熟、更踏实。从此,我们不要妄想一朝飞黄腾达,而是宠辱不惊,迎接下一个高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