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摄影师彭怡平:为全球女性写一部史记


文/罗屿
<<新周刊>>第472期



    “为什么历史是history不是herstory?”1989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新生彭怡平问教授,却并未获答。她立下宏愿:总有一天,要用女性的角度写一部“her story”。在周游列国、叩开200多个女人的房门后,彭怡平完成了《她的故事》。



    伊朗伊斯法罕市,一间普通民居内,台湾摄影师彭怡平用提前恶补的波斯语问79岁的塔荷蕾:“奶奶,你人生的未尽之梦是什么?”

    “我奶奶没什么梦想。”塔荷蕾的孙子抢先回答。

    “奶奶,你的梦想是什么?”彭怡平再问。

    “奶奶就是希望全家人好。”孙子依旧抢答。 

    “奶奶,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这一次,不等孙子开口,彭怡平提前送他一句:“Shut up!” 

    就在三人相对无言时,窗外响起一阵铃声。塔荷蕾走到窗边,一群穿校服的女生正从街对面的学校嬉笑着走出来。那一刻,彭怡平看到塔荷蕾的眼睛仿佛亮了一下。

    “小时候我母亲告诉我,女人一旦有了知识就找不到人嫁,因为外出求学被认为不再纯洁。” 塔荷蕾终于开口。她告诉彭怡平,因为不被允许,自己从没上过学,只读过《可兰经》。“有生之年我想穿上校服,想知道那是怎样一种感觉。”

    塔荷蕾是彭怡平主题摄影《女人的房间》的拍摄对象之一。彭怡平想借走进女性房间这一私密地带,卸除女性被社会赋予的所有符号,探究她们的真实内心。

    但项目最初并不顺利,彭怡平甚至把前三年拍的照片全部扔进垃圾桶。“没一张可用。” 看到那些广告模特般的姿态与表情,“没有光,没有灵性,看不出性格与生命脉络”,她决定重新再来,就像“小时候学走路,跌倒后我会尖叫着不准人扶,一定自己爬起来”。

    彭怡平说话温婉轻柔,如大多台湾女人一样。“但她绝对强悍。”台湾作家蔡素芬说,自己这位好友“追求知识强悍,坚持理想强悍,执行理想的勇气强悍”。

    初次见面,体会过 “彭氏握手”后我也大约理解了蔡素芬所说的“强悍”——彭怡平会紧握你的手掌,虎口契合,有力地上下抖动,心不在焉者很可能被她拽飞过去。

    从2007年到2014年,彭怡平扛着摄影器材走出台湾,单枪匹马走访了10个国度,用她大学时就掌握的英、德、法、日、拉丁等5种语言,以及每到一处提前学习的至少百句当地语言,叩开了200多个女人的房门,最终完成《女人的房间》一书及同名摄影展。


面色不悦的伊朗男人问彭怡平:“你是间谍吗?”她说:“某种程度或许也算。我想了解你们的生活与文化。”


    6月,在北京映画廊布展期间,有工作人员委婉地问: “照片文字说明是否太长了?”

    “作为研究成果,已经精简到最短。” 彭怡平的重音落在“研究”。多年来每个拍摄主题都被她定义为研究项目,《女人的房间》也如此。

    “怡平企图将形成某位女性自我意识的周遭环境容纳进来,小至家族渊源、婚姻、爱情,大至社会发展、历史脉络,由一个女性房间的探寻,放大到国家的整体印象,虽是女人的房间,反映出的是大社会的缩影。”蔡素芬说。

    这也正是彭怡平的“野心”。1989年,作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新生的她问教授:“为什么历史(history)是hisstory(他的故事),不是herstory(她的故事)?”教授无言。一个念头却在彭怡平脑子忽然闪现:“用女性角度,写一本关于her story的历史书。”

    只是,学生时代的雄心碰撞现实,不仅会碰出火花,也会碰出冲突与怀疑。

    日本是《女人的房间》第一处拍摄地,彭怡平却一度觉得拍不下去。“即便在家庭私人空间,女人对男人也要使用敬语,听来就有阶级之分。”深感不公的她通读日本宪法。当她把“宪法明文规定可以‘夫妻别性’,但日本社会 99% 的女性却选择从夫姓,你会怎样选”的问题抛给未婚女摄影师垣本泰美时,这个在彭怡平看来“脑筋异常清楚”的日本女人说,自己应当也不会成为那1%:“如果我们坚持保留原姓,在行政机关与现实生活里会面临重重阻碍。比如,一般的档案送审只要一天,不改姓的女性的档案可能会拖十天半月甚至半年,但没人告诉你为什么。”

    “和日本一样,伊朗女性在身份、谈吐、穿着、行事风格上也都严重受限。”彭怡平说,不仅是塔荷蕾未尽的求学梦,今天的伊朗社会还对女性施加种种“不能”:不能独自一人旅行,除非有伴侣或女伴陪同;不能在午夜之后出门;不能被别人拍照,除非得到丈夫的允许;不得带男伴回家,除非这个男人是来求婚的……

    行走在伊朗街头,身背大包小包的彭怡平十分惹人瞩目。某晚,当她风风火火登上了前往伊朗中部城市亚兹德的夜班列车,拉开包厢门,女乘客们齐齐冲她叫嚷,男人们则两眼发愣。好在英语学校的女生艾菈打破了僵局。受艾菈邀请,彭怡平参加了列车上的“女性聚会”,女孩们在包厢中和着手机的音乐低声吟唱,事先谨慎地拉上了窗帘,“因为在当地,女子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歌唱”。

    正是通过艾菈,彭怡平看到黑袍覆身的伊朗女孩有着蠢蠢欲动的灵魂。在艾菈好友的婚礼上,男宾未到场时,女人们无论环肥燕瘦,都会在音乐响起的瞬间,如水蛇般扭腰摆臀,她们的舞姿融合了肚皮舞、探戈、雷鬼甚至街舞。然而,“热舞正酣,男宾忽然而至,女人们如惊弓之鸟做四散状,她们回到座位,快速披上头巾,覆盖起身体与秀发”。

    婚礼过后,彭怡平到艾菈家中做客。女人们相谈甚欢,忽然房门打开,艾菈父亲回家了。母亲慌忙拉拉头巾以盖过上半部额头,父亲望着彭怡平面如冰山;本来气氛欢乐的客厅顷刻成了冰窖。幸好晚餐时间已到,父亲示意彭怡平坐下用餐。美食当前,彭怡平不觉吃下两大盘菜肉、米饭及一整张烤饼,就在打饱嗝时,一直沉默的艾菈父亲突然蹦出一句:“你是间谍吗?”

   “某种程度或许也算。我想了解你们的生活与文化。”彭怡平说。

    “你觉得伊朗怎样?”

   “一个我想要一去再去、流连忘返的国家。”

    艾菈父亲的脸上终于泛上温暖的光。饭后,他拿出一张伊朗钱币,以原子笔写上“真主安拉祝福我的人生”赠予彭怡平。彭怡平将它小心夹入书中,再次上路。


彭怡平也有自己的伤痛。“为什么像母亲这样的所谓幸福女人,有疼爱她的丈夫,儿女有成、衣食无缺,会以自杀结束生命?”


    “身为女性,不少人的一生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场无望的抗争,她们的言语被封杀,她们的渴求被禁止,这些使得大多数女性时刻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并习惯与自己多重的幻影为伍。”当彭怡平在机场与友人分享心得时,排在前方的一位女性突然转身说:“我是古巴人、大学教授,相信我有资格对这个议题发表看法。”不容彭怡平回应,女教授叽里呱啦说起古巴革命对女人带来的影响:“女性可以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而且完全免费。古巴拥有为数众多的女工程师、科学家与医生。”

    彭怡平虽然同意,但曾在古巴游历的经历让她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女性艺术家叶安娜告诉她,虽然在公开场合,古巴男性的言谈举止支持“男女平等”,但私下女人要做传统女性被要求的一切杂务。当时,叶安娜未说完,她女儿就在一旁插话:“这也是为什么我妈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作画。”

    走访古巴家庭时,彭怡平常看到有父母将自己女儿15岁成人礼的盛装照放大装裱,摆在入门处。比如,当她受邀到好友伊纳西欧家中做客时,他16岁的女儿安妮就迫不及待取出三大册《15岁纪念相簿》要彭怡平浏览。
照片中,安妮浓妆艳抹,穿着极尽暴露,或模仿好莱坞明星摆出妖娆姿势,或换上晚宴华服,梳起19世纪发型,装扮成冷艳交际花;甚至在一张照片中,她手持铁鞭,佯装SM少女。

    面对伊纳西欧渴求赞许的眼神,彭怡平无法违心说出一个“好”字,她无法理解,身为医生的他,为何愿意花钱让女儿拍摄这些有着性暗示的照片并引以为荣。

    “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些照片影射的含义,他们不了解这样的穿着与姿态代表妓女、SM与Playboy,而是以为它们代表着‘上流社会’。”叶安娜为彭怡平解开疑问,“有些父母为了让女儿在15岁那年拥有一个社交晚宴、一本纪念相簿,甚至省吃俭用10年。这一切源自无从获取信息。”

    告别叶安娜时,彭怡平满怀忧伤,这种伤痛感其实在旅行中常与她撞个满怀。“时至今日,女人们仍被束缚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号里”,唯一不同的只是束缚或明或暗,或弱或强。

     彭怡平也有自己的伤痛。2006年农历春节,正在巴黎公干的她接到父亲电话,一声“小平”后那头就没了声音。隔了好半晌,父亲突然号啕大哭:“小平,你母亲自杀了。”

    “为什么像母亲这样的所谓幸福女人,有疼爱她的丈夫,儿女有成、衣食无缺,会以自杀结束生命?”彭怡平想起7个月前,母亲来巴黎与她同住。“我们一起听歌剧、看芭蕾,喜欢文学、艺术的她每天笑得好像年轻了20岁。”然而回到台湾,母亲再次退化成没有快乐能力的人,凡事只说yes或以沉默相对。

    “家人与父亲的爱无法带给她全然的满足与内心的快乐,因为她从没机会真正实现自我。”彭怡平觉得这样的女人还有很多很多,于是她放下手边所有工作,专注于走访拍摄全球女性,以耐力和热情与计划厮磨。


法国人对婚姻非常坦然,他们戏言:法语的“婚姻”(mariage)比英语marriage少了一个r,因而总是短暂。


    从台大毕业后,彭怡平便背起行囊,只身来到巴黎,在此学习工作多年。但强悍的女人,非得做点挑战自己的事,才能安稳过日子。

    2000年,源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彭怡平进行了为期45天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旅。从西伯利亚最东端海参崴,沿着悠长的远东大铁路,她漫游至俄罗斯最西端圣彼得堡。签证的困难、对集权的恐惧、时差的巨大转换、气温的骤升骤降、黑社会的袭击……彭怡平将这趟旅程称为“惊险之旅”。在暗夜街头路遇歹徒时,她灵机一动,以尖锐的哨声引来狗吠吓退对方;当警察向她索要一百卢布以假释她的朋友时,她温和有礼地告知对方,要连线全球广播播报当地警局贪污;当在机场被误判为“非法入境”,她索性将错就错,要求警察护送她快速通关……45天后,她平安回到台湾,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James,抱着她眼泪直流。

    在俄罗斯,彭怡平发现这里结两次婚的情况稀疏平常,因为当地女性普遍认为,婚姻是通往幸福的保证,就连当地婚姻登记处也在每周五专门向二次结婚者提供服务。

    在泰国,她骑摩托车翻山越岭9小时,到达几乎与世隔绝的长颈族村落,采访当地少数民族中唯一还生活在母系社会的克伦族。

    在荷兰,为了与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内的“橱窗女郎”交心,她的脑袋不知被啤酒罐砸过多少回,终于让性工作者放下戒备。

    在塞内加尔,她发现青春美貌成了塞国女子维系爱情与尊严的必要手段。“在外人与丈夫面前,她们不可蓬头垢面,往往带妆就寝。”兼具内衣作用的衬裙“贝湫”暗喻“亲爱的丈夫,你有任何不适,我都可以治愈”;而当地女人自出生就缠绕腰间、以玉石彩珠穿成的链子“佳丽佳丽”,据说可以刺激男性情欲。在两性关系上,她们极尽花枝招展之能事,可是有多少是不得已为之?一位处处与二太太一争高下的土巴主教大夫人,万般叮嘱彭怡平,绝对不要嫁给塞内加尔男人,“因为他们很‘烂’”。

    在埃及,彭怡平发现无论火车站、地铁还是街道,在白天所见的几乎都是男性。他们给予她这个外来客千篇一律的赞美:“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般美丽的女子,你的眼睛就像尼罗河上的月光一样明媚动人。”最后,他们几乎都会以一句“你能嫁给我吗”划上美丽休止符。但埃及女子的生活却没有这样浪漫。在开罗地铁,单身女子只能乘坐第一节车厢,有男性陪同的可乘坐第二节,前提是不超过下午6点。苍白的现实下,埃及男人的示爱瞬间没了说服力。

    情况更糟糕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百门村里的女人。百门村是犹太教极端分子聚集地,村落外是几丈高的水泥围墙,墙上缠绕着铁丝网,高墙上贴满标语,警告如彭怡平等女性来客不要穿短袖和过紧的衣服,不要穿长裤……在村内行走时,一群男孩远远望见彭怡平马上惊恐尖叫,朝她发出“哄”的驱逐声,甚至吐口水。彭怡平快步离开,钻入另一个巷子,无意间发现一间正统犹太教学校,学生却都约莫三四十岁。万般努力下,一位当地妇女终于愿意开口,她对彭怡平说,百门村男人三十岁前都要一心一意研读宗教,这里每位女子一生的工作就是持家赚钱,帮助丈夫获得宗教学博士,此外还要生15—30个孩子繁衍宗教教徒。

    当然,彭怡平的相机也会记录那些明媚女子——个性鲜明的韩国“野蛮”女友,马来西亚宣称“戴不戴头巾自己决定”的回教女人,坚持试婚直到找到Mr. Right的泰国白领,炫耀老公是家庭煮夫的新加坡女性,每周到爵士舞俱乐部热舞甚至因此主动放弃婚姻的巴黎祖母……

    在走访的50多个国家中,彭怡平尤其喜欢法国。“法国人对婚姻的态度非常坦然,他们甚至戏谑地自言,法国的婚姻(mariage)比英语marriage少了一个r,因而总是短暂。”


“女权是什么?”彭怡平说,相比女权,她更在意人权。


    彭怡平5岁那年,父亲带她去爬台湾五峰旗瀑布,父女俩气喘吁吁爬到峰顶后,父亲让她伸出手,端详着女儿掌纹,他忽然蹦出一句:“小平,你不适合婚姻,你要懂得独立。”

    父亲只说对了一半。一直独立的彭怡平与James相逢恨晚,多年来恩爱如初。

    也不是没有矛盾。最初,James也会因为彭怡平心血来潮剪掉长发大叫:“难道我在和男人恋爱?”如今他不仅和她一起打造效法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民间教育机构“风雅堂”,也是妻子诸多理念的主动践行者,比如“家庭厕所文化”。

    “男性坐着小便不是我的发明。”彭怡平说,台湾环保署几年前就提出一项政策,要求政府办公大楼男性坐便,创造更清洁环境。而早在十多年前,德国便出现一款火爆的“家庭厕所警报器”,模仿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声音警告男人:“嗨!此地禁止站着小便,违者罚款!”彭怡平家则自带警报——不拘小节的男性访客会被她大叫着拉回厕所清洁。

    “美好生活依靠的不是一味妥协。就像很多女人最怕老公下厨,因为他只管潇洒挥铲,她却要配菜洗碗收拾残局。”彭怡平说,James刚开始做饭也吓死人,盐丢得好像不要钱,她边夸边忍着吃完,只是建议改进一点点。直到有一天,James拿着菜铲站在厨房门口说:“怡平,你失业了。以后厨房归我管。”

    2014年年末,彭怡平终于暂时结束奔波,回到家陪James吃圣诞大餐。美食当前,她却有点难以下咽。“每逢圣诞节,我就会特别想念流浪街头的那些朋友。”James听罢对妻子说,明年开始,两人一起过不一样的圣诞节。“他说基督徒有个传统,每年要捐出1/10收入给教会,但他宁愿捐给社会上穷苦无依的人。”当晚,夫妻俩决定开着夜车,将食物分送给一路上遇到的有缘者。

    “彭怡平的通透有力与丈夫有关。”新华社高级图片编辑陈小波说。对此,彭怡平笑道:“他只是一般般。”但如果你听说,彭怡平曾对从头到脚缀满头衔的“成功男人”丢下一句“再见”后再不相见;曾在某男性学者著作中标出一百多处错误;听到某男性哲学家说“女人不适合从事思想和哲学工作”后请对方研读汉娜·阿伦特,你大概会了解彭怡平对“一般般”的标准。

    “你是女权主义者吗?”

    “女权是什么?”彭怡平反问。“相比女权,我更在意人权。自由的选择很重要。法国文化教给我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一切。”她说。

    “很少有人敢称呼自己是思想家。你却说得特别大声。”

    “我写思想写观念,写表象之下更深层的精神。为什么不是思想家?艺术和文化是这个社会的光,我们要以自己为光的种子。”彭怡平一脸自信倔强。

    “我的自信是被逼出来的。我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挑战。”多年前,彭怡平拿着获法国年度艺术家奖的《爵士巴黎》底片在台湾冲洗,有人指着照片说:“你确定没有人给你打光、给你摆机位?这明明是男人才有的视野。”当她经历一次次答辩,终于让作品走进台北著名当代艺术馆MOCA后 ,又有人马上跑来问:“你进MOCA花了多少钱?”即便今天,她也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你的作品获得男性艺术家的认可?”

    “你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么?”彭怡平说,“女人的房间”策展人那日松和她讲,他那条推荐展览的信息,点赞留言者几乎都是女性。

    彭怡平不意外,但她忍不住在脸书上分析男人不愿看展的理由。“算是有点故意吧,”她说,“有些人最终可能会碍于情面出现。”她会诚心问每一个到场男性的意见,若对方真诚,她眼睛会闪光;但若对方只是用“美轮美奂”“奇异之旅”串出空泛之词,她甚至不愿掩饰失望。当然,她仍会礼貌地用“彭氏握手”和每一个人道别,力道让一些人吃不消,几乎被拽个踉跄。

    “听着言不由衷的话,我会很想把他的面具扯下来。”彭怡平笑笑,“只是你们死都不肯相信,我其实特别害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