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形人”刘勃麟: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武器


文/冯嘉安
<<新周刊>>第472期



    刘勃麟 曾用名: 刘博。1973年1月7日出生, 1995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士学位; 200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



    11年来,艺术家刘勃麟不断“消失”在废墟、报摊、货架、天安门、故宫、长城之中。今年,他又与法国艺术家让·勒内一同“消失”在卢浮宫前。在他看来,这种“消失”其实是一种“消解”,借此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警惕和反思,寻找独立精神和自尊意识。

    卢浮宫是一个游人如织的地方,法国艺术家让·勒内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在玻璃金字塔入口处自拍,却互不理睬。

    于是,他萌生一个想法:“希望能给他们创造一种联系,让他们讨论发生了什么,彼此交谈,一同惊讶,一同微笑。希望将被拍过几百万次的画面重新带回视线中,让没有玻璃金字塔的卢浮宫能够留在大众心里。”

    让·勒内在玻璃金字塔入口处的一面墙体上贴满卢浮宫的黑白照片,使其看上去与背后的建筑物融为一体,从而造成玻璃金字塔“消失”的错觉。

    然而,这次创作还没有就此结束,中国艺术家刘勃麟的到来把卢浮宫的“消失”推向高潮。


卢浮宫的气场让这次“消失”充满诡异的气氛。


    2016年6月,刘勃麟以朋友的身份参加让·勒内的艺术项目,把标志性的“刘勃麟式隐身”带到卢浮宫。
卢浮宫的名气、贝聿铭的建筑作品,给了刘勃麟和让·勒内的“隐身”一个很大的气场。

    然而,在这片“卢浮魅影”中,刘勃麟和让·勒内实施“隐身”时,诡异的事情频频发生……

    刘勃麟说:“在第一次作品拍完以后,我电脑里关于这次拍摄的所有文件都消失了。这是真消失,不是我创作那种形式上的‘消失’。而且所有文件夹的属性回到了1984年的1月23日,这一天是贝聿铭提交金字塔方案的时间,所以特别的诡异。”

    照片没有了,这对刘勃麟和让·勒内来说,是特别沮丧的一件事情,所以又重拍了。刘勃麟回想第二次拍摄的情景,脑海中依然浮现“诡异”两个字。

    “第二次拍的当天雨特别大,但非常奇怪的是,在我们开始拍摄的前五分钟,雨突然停了,直到我们拍摄完,雨又重新下起来,所以有一张我和让·勒内站在原地打着伞的照片。整个过程充满诡异,我不知道怎么去解析它。”

    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三年前在纽约曼哈顿的SOHO商业区,让·勒内拍下刘勃麟的眼睛和手指,放大打印贴在墙上;刘勃麟以此作为背景,以颜料把让·勒内隐身于放大的图像中。两人分别用对方身体作为媒介,将两种不同的艺术语言融合在一起。

    一年前,两人一直在寻找第二次合作的合适时机,却没有找到。直到让·勒内把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消失”在原来的法国王宫里面,两人终于找到了第二次合作的契机。

    刘勃麟说:“卢浮宫是一个所有艺术家挚爱的地方,所以这是最完美的合作地点。我和让·勒内的艺术形式有共通之处,他用打印巨幅照片实现消失,我用身体实现消失。加上卢浮宫的名气、贝聿铭的建筑作品,都给了我们的创作一个很大的气场。”

    这次“消失”试图让人们看到,在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出现以前,卢浮宫的宫殿是怎样的。可人们眼中似乎消失了又挥之不去的,是金字塔的形状,以及两人若隐若现的身影。这种纠结留在每个观看者的心中。


“你到底是雕塑家、画家、摄影师还是行为艺术家?”刘勃麟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家’。”


    刘勃麟说:“我是用狙击手的方法隐藏,这样可以更好地隐藏自己、发现敌人。”

    活生生的人在一个场景中走动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呆若木鸡的人“隐藏”在里面,却能引起沉思,这是“刘勃麟式隐身”对社会问题的无声抗议。

    2005年,刘勃麟刚在北京索家村安顿下来希望潜心创作的时候,轰鸣声下,铲车把这里夷为废墟。愤怒下的刘勃麟决定“消失”在废墟中,以艺术家的方式抗议强拆。

    “消失”中的刘勃麟难掩激动,向围观的人们喊出了这句话:“人们啊,我爱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变无家可归了,可你们也变残忍了。”

    自此,刘勃麟开始以“城市迷彩”思考社会矛盾,“隐藏”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报摊、货架、天安门、故宫、长城、麦田……每一次视觉上的震撼都让人啧啧称奇,走过他身旁的路人也不易察觉他的存在,更不用说看照片的多数观众。

    刘勃麟说:“我称之为‘城市迷彩作品’,当中包含了两种重要的语言,一是身体,二是环境。发生的某种关系是,人在背景前消失了,形成了视错觉。这种错觉把人类所制造的文明和人之间的某种矛盾关系,通过这种形式体现出来。不管是天安门还是货架或是其他杂志,我都是处在这种人类文明的框架下,试图去把人类创造的东西和人的某种关系体现出来。其实我主要是把自己‘隐藏’在人创造的一个背景前,然后把人和文化之间的某种关系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过去的11年,刘勃麟每年都有几十张“城市迷彩”,如今累计超过200幅作品。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的刘勃麟作品只是当中的少数,很多作品在他拍完以后,没有达到满意的程度,被封存起来。刘勃麟说:“这些作品可能永远不会让更多人看到。”

    颜料在刘勃麟脸上日复一日堆积的结果是,脸部皮肤遭受了很大的伤害。最近3年,刘勃麟晚上都会觉得脸颊、额头极其痕痒难耐。

    他说:“我在法国找了最好的皮肤科大夫给我开了药,但是这些药里面都有激素。我也曾经考虑过不再往脸上涂抹,但是这是我的工作也没有办法,或者说这就是我的命运吧。幸好现在皮肤已经越来越好了,还可以继续我的艺术生涯。”

    很多艺术圈里的人会问刘勃麟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是雕塑家、画家、摄影师还是行为艺术家?”

    刘勃麟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家”。“有评论家会说我是一件社会雕塑,毕竟我是把社会的一些场景拿出来,当作作品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和语言。另外,我又运用了自己的身体,因而又像一个行为艺术家。但同时又是在身体上进行绘画创作,把我身体后面挡住的背景颜色,通过我身体的前面把它还原出来,但最终是靠摄影来呈现。所以说,从我个体来讲这更像是一种综合艺术,把摄影、绘画、行为、雕塑几种语言同时放在一起的总体艺术,所以它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艺术形式,俗称‘隐身’。”

    刘勃麟是央美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却并没有用传统的艺术形式框住自己,也没有因为作品特殊的视觉冲击力走向娱乐性的表演,失去艺术家应有的思考能力。

   除了“消失”艺术,刘勃麟还有其他形式的创作,包括素描、丙烯绘画、装置等,这些作品就更像草稿,多数纸上绘画是他雕塑及三维作品的创作起点。

    刘勃麟说:“往身体上绘画用照片来呈现的‘隐身’方式,是我和世界的一种接洽点,更是大家所熟知的通过媒体放大后的一种艺术形式。同时我又做了很多雕塑,现在包括有绘画,这是我艺术思考的其他角度,是我和社会的某种接触的方式。”


“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困惑、一样的问题。”


    早年有些人质疑刘勃麟在“城市迷彩”系列作品中,既不摄影,也不作画,大多数工作由助手完成,自己只是作为模特一动不动,他的创造性在哪里?

    刘勃麟当时回应称:“我可以决定谁来画和谁来拍,其实谁来画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背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消失在这样的背景里。有很多汽车厂商找到我,在他们的商品中‘消失’,我不同意。我的选位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给我剧烈冲击,直面反复纠缠我的问题。

    “比如我选择在数据线堆里‘消失’,就是因为当代人正在被无数电子垃圾掩埋、伤害。有时完全是为了好玩,比如我从小喜欢大吊车、推土机什么的,觉得‘消失’在那些大型机械前面会很有意思。其实我自己更喜欢‘消解’这个词,我想借此引起人们对生活的警惕和反思,更主动地寻找独立精神和自尊意识。”

    在刘勃麟创作“城市迷彩”的十多年里面,他身边的很多人会给他出主意:“你在××地方隐身,感觉会特别好”……

    但刘勃麟有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说的‘好’与‘不好’都是有考量的。我为什么要‘隐藏’?我为什么要在这‘隐身’?我在这‘隐身’的意义是什么?我常选择那些对人有害的,比如拆迁,我觉得这是对文化、对个体的一种侵害。我觉得我的作品能把这种对人的侵害、对人的不尊重体现出来时,作品的力量就不仅仅是隐藏本身。再如我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超市的作品中,表面看起来是五颜六色的商品,但我的内心其实是想表达一种恐惧:这个货架里面,我不知道该喝哪一瓶水才绝对安全。”

    刘勃麟试图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不平衡,通过作品表达出来,而非“为隐藏而隐藏”。“我想要的是在作品中去发现问题,我想用作品来提示人们: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解决它?这就是我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这也是我未来的任务和方向。”

    从事了11年的“城市迷彩”创作,刘勃麟一直在寻求创新。2013年前,刘勃麟一直用自己的身体和人创作的背景来创作。2013年的哥伦比亚之旅是刘勃麟很重要的一次经历,他在那里创作了“靶子系列”。自此以后,越来越多人走进他的作品。

    “我在哥伦比亚当地城市选拍摄地点时,当地人告诉我,他们的亲属死在不同的地点。我发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每个人都面临死亡威胁,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移动的靶子。”

    当时刘勃麟邀请很多哥伦比亚人来参与创作,把他们的身体涂成一个个作品。从那以后,他就邀请很多人来加入作品。

    “最后发现不仅仅我一个人,其实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困惑、一样的问题。不管是我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在我的作品中其实都是来质疑整个人和社会的某种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