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

一个属于上海的黄金时代


文/张金平
<<新周刊>>第473期



“浦东像一只马力强劲的引擎推动上海走出困境。一个单纯的特大工业城市上海,转型成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它就像一只头雁,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共同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谢国平14年来一直在书写浦东。

    他是《浦东样本》及《浦东故事》的作者,先后担任《浦东时报》副主编、《浦东杂志》主编——是浦东开发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采访报道者。

    最近20多年,浦东石破天惊地在世人面前崛起,它经历了欧洲发达地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浦东像一只马力强劲的引擎推动上海走出困境。”谢国平形容,“一个单纯的特大工业城市上海,转型成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它就像一只头雁,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共同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上世纪90年代,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的浪潮犹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从东部到中西部,全方位打开。

    今天,迪士尼和上海“相恋”10年后顺利“完婚”,唐老鸭在上海筑造新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下,浦东开发从纸面讨论进入实际性启动,只用了45天。至此,浦东的命运开始转变了。


    在写作《浦东故事》时,谢国平常站在地图前审视浦东——“平心而论,浦东是一个一马平川的好地方,东临大海,西靠黄浦江,由长江夹带的泥沙经历千万年积淀而成,日照充足雨水适宜,被称为‘长江之子’。”
公元1525年,一道“销毁出海船只”的圣旨禁锢了这里。海浪周而复始地洗刷海滩,面朝大海的浦东人,日日劳作,大海彼岸却与他们毫无关联。

    故有作家写道: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真是有点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荣送给了浦西,把落后留给了浦东。

    在上海老居民眼里,未开发的浦东是乡下,“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在上海市民中流行,也是浦东落后的城市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1990年新年,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人们,随着清洁工长长的吆喝声,纷纷睡眼惺忪地拎着木马桶出门,水哗哗地流,呛人的煤烟吹起又消散,人们匆匆赶着上班。

    上海下起罕见大雪,西郊一座宾馆内,邓小平正在度过他在上海的第三个春节,他在思考,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彼时,国际局势出现大动荡,邓小平急切要向世界打出一张政治王牌,告诉西方世界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则希望建设一个新上海;深圳特区的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历史合力聚于浦东。

   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去邓小平下榻的宾馆拜年。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鼓励道:“不用怕,报嘛。”

    2月13日晚,前往火车站途中,邓小平对朱镕基说:“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2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郑重地嘱托江泽民等新任的几位中央领导:“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他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3月3日,邓小平和江泽民、李鹏谈话:“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下,浦东开发从纸面讨论进入实际性启动,只用了45天。至此,浦东的命运开始转变了。

    历史决定浦东承担起国家战略。浦东如何开发?是步深圳之后,还是另选一条路?

    6月2日,党中央、国务院给了上海《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批复,在批复中,强调要利用上海的三个优势:人才、区位和对外联系。

    但这份批复并没有战略上更详细的构想,还是比较原则和宏观的。

    同年,在深圳特区10周年纪念大会上,市委书记李灏宣布:“今天,在这里,已经初步建立起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对于浦东来说,争论的焦点是把它建成新的工业基地,还是发展成多功能综合经济中心。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功能单一不可取,浦东要建设成为既有发达的金融贸易产业,又有先进制造业的多功能综合经济中心。


1991年春节,“皇甫平”的评论带来了一场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思想界引起震荡。


    1990年是上海经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年份。

    在上海得到批复的同一个月,在海外访问的朱镕基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之后,浦东四家国有开发公司相继上市。这意味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式启动。

    1991年春节,“皇甫平”的评论带来了一场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思想界引起震荡。

    2月15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皇甫平”的评论,呼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第二篇提出要搞市场经济;第三篇则直接以《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一些》为标题。

    当年北京某杂志在一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文章的末尾写道:“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到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人们才倏忽明白老人的用意。

    秋天,江泽民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宣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开始迸发,上海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景象——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股民们席地而坐,每5分钟听一次广播里播报的股票行情——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市场经济元年”。

    1994年春天到次年秋天,特区政策受到了一名叫胡鞍钢的学者的挑战,他在一份国情报告中建议:必须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又一场论战爆发。

    当然,浦东也不例外地享受着政府的优惠政策。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重申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1996年4月1日,经济特区的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取消,浦东从90年代由“政策红利”带动的区域增长优势成为历史。

    争论最终像一场春雪很快消失了。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普惠理念的实行,浦东转向功能性政策。


有人形容,陆家嘴的每一幢摩天大楼都是一条“站着”的金融街。


    在谢国平的《浦东故事》里,90年代的浦东,是伴随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而让人明确感受到它的发展的。

    谢国平曾经采访过一个叫沈入群的浦东人。自1991年起,沈入群开始绘制浦东地图,最初是为了给浦东人提供方便,但之后几乎每年要绘制一张升级版地图,他曾经一一标明浦东新造的450多幢20层以上高楼。

    “浦东变化太快了,有时你几个星期不出门,就会不认得路。”沈入群得知谢国平在写关于浦东的书,硬是要送谢国平一幅地图。

    这时,沈入群已两鬓斑白。

    浦东开发之初,招商人员常常指着五颜六色的规划模型告诉外商,哪一座是金茂大厦,哪一座是环球金融中心。

    有外商听完后会哈哈大笑,这时窗外都是吊车,漫天尘土,道路泥泞,破破烂烂。此时,浦东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开工建设的工地最多达到2000多个。

   1991年和1993年,黄浦江上接连建成了两座大桥,之后越江隧道和地铁也建成通车,土地价格提升,浦东开发者通过土地批租得到了丰厚资金。

    截至2001年土地空转制度基本结束时,浦东共计转让土地88.6平方公里,政府投入61亿元撬动700亿元资金。

    1993年,中外合资企业日立电器投资5500万元开建厂房,日方代表谨慎地问浦东新区领导人赵启正:新厂房多久可以完工?6.4万平方米的农田,要建起4.3万平方米厂房、安装200多套设备,正常需要840天。赵启正告诉他,一年。

    日方代表认为他在开玩笑,赵启正没有开玩笑——“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日方后来连续追加11次投资。

    1994年2月19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上海,火车即将出发之时,又把上海市领导叫进去,一再叮咛,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此时,浦东开发已经从上海地方的愿望和设想上升为国家战略。检索《邓小平年谱》会发现,在90年代,提到浦东的有26处。

    1997年,高速发展的浦东被亚洲金融危机狠狠地撞了一下腰。正在建设的环球金融大厦面临撤资窘境,工程不得不叫停;世纪大道建设到一半出现了资金困难,领导鼓励建设者:再大的困难也要咬咬牙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

    一封建议把位于浦西的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至浦东的信得到了采纳,启动了上海要素市场从浦西到浦东的“东进”。

    随着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至浦东,紧接着,上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等7个国家级交易所也相继迁至,国家级钻石交易中心也在陆家嘴建立。在这种要素市场的集聚效应下,浦东陆家嘴金融区渐成气候,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有外国人批评,陆家嘴的房子造得太多了。赵启正则说:“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有人形容,陆家嘴的每一幢摩天大楼都是一条“站着”的金融街——亚洲金融危机后,情况开始好转,2000年时,小陆家嘴全部租完,百幢楼里的灯逐渐亮了起来,入夜璀璨的灯火成为上海最迷人的风景。

    有两组数据可说明这种变化:1990年,浦东的经济总量仅为60亿元,1993年财政收入11亿元;到200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150亿元和310亿元。

    2008年8月28日,时为上海最高的大楼环球金融中心开业,也由此夺去了金茂大厦“中华第一高楼”的头衔。此时,大洋彼岸袭来金融危机的寒意,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2009年,全球金融界依然风声鹤唳。上海经济出现了减速,连续16年实现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过去了。2009年以来,上海经济增速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2011年全国倒数第二,2012年仅为7.5%。

    事实上,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生产国、第二大资源消费国,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明显。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能够为之服务、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的中心迫在眉睫。上海以其无可争议的优势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好选择。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开放倒逼改革,媒体发文称:“上海自贸试验区也恰如一个支点,它将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在国际金融风暴中,浦东迎来了米老鼠和唐老鸭。

    2010年11月5日,迪士尼公司与上海申迪集团签署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合作协议。早在1994年,迪士尼公司总裁弗兰克·韦尔斯在洛杉矶总部接待了赵启正,在赵还未归国时,韦尔斯派出的先遣小组已经来到浦东。当年4月3日,韦尔斯因飞机失事不幸丧生,已经萌芽的合作被终止。中美不同文化根基让这场合作曲曲折折,2008年金融危机时刻,迪士尼高层频频造访,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2010年世博会落幕,给了迪士尼更大信心,一定要到上海成为“伟大城市的一部分”。上海一家报纸以《上海和迪士尼领证了》为标题,来报道当天的合作。
金融危机给浦东人上了一课,浦东开始追求新的制度试验。

    2013年9月29日上午10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开张,微软拿到了“001号”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这一年,浦东的面积已经扩大到12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多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开放倒逼改革,媒体发文称:“上海自贸试验区也恰如一个支点,它将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谢国平现在依然要每天去往《浦东时报》上班、写稿子,有时还要出去采访。“思想的表达,在目前看来,还是文字最精准。” 他说。 谢国平每天早晨上班都会看到一群群进入陆家嘴高楼大厦的年轻白领,他感叹,这里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的一本书也已杀青,书名为《龙头传奇:浦东发展史》。

    通过近20年对浦东的观察和书写,谢国平也发现,浦东进入了经济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但也进入了“矛盾突显期”。他在思考,浦东的奇迹将怎样继续下去,浦东将怎样延续更长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