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认领的90年代


文/谭山山
<<新周刊>>第473期



正如作家吴亮所说,我们不重视90年代的原因是它离现在太近了,以至于都没想到要把它历史化、对象化。也可以这么说,它甚至还不是历史,就是当下。



    回望90年代开端的1990年,一则关于“艺术影院面临困境”的报道令人感慨:这莫非预示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这个时期此消彼长的趋势?

    与艺术影院的式微相比,娱乐文化显示出勃勃生机。有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年底,京、津、沪、黑、吉、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市、自治区有舞厅、歌厅共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再加上几年后遍布各地的录像厅,这些“厅”,构成了90年代中国人的娱乐场域。

    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人物陆续登场:50集电视剧《渴望》播出,凯丽、李雪健成为第一批因电视走红的明星;杨澜开始主持《正大综艺》,看到前辈就喊“老师”;刘震云的编制虽然还在《农民日报》,但他已经不写报道了,街上流行的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余华宣布,“我要发生变化了”,他计划写一部当代三部曲,写第一部的时候就把自己写哭了——那就是《活着》;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躲避崇高》,而他赞赏的王朔,从策划影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他都参与了)到出版个人文集、骂这个骂那个,话题一直不断;余秋雨出版了日后被称为“文化口红”的《文化苦旅》,贾平凹则凭《废都》拿到100万元的天价稿酬;从美国回来的英达,开始拍《我爱我家》;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勇夺金棕榈奖,戛纳电影节因此被中国电影人视为福地;王小波去世,催生一个名叫“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松散组织;而在1999年12月31日,孟京辉用《盗版浮士德》跨世纪专场和180位观众一起走入新世纪。

    在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的结尾,葛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这句话也适用于今天看90年代: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很怀念它。


“我一点不愿说90年代不好,真正的变化在90年代发生了。”


    要认识90年代,首先需要从80年代开始,这是学者张颐武的看法。诗人北岛也有类似见解:80年代有80年代的看法,90年代的危机应该追溯到80年代。

     张颐武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自己是经历了转变的。80年代初,他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崇拜者,狂热地迷恋个人解放和“主体”的话语。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在张颐武看来,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80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题。

    李泽厚写道:“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在张颐武看来,80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而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所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要求。

    90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张颐武概括为“一种‘物质性’的出现”。他进一步解读:80年代的“新时期”基本上是不及物的,过大的精神追求几乎遮蔽了“物质”的一切诱惑和吸引;但到了90年代的“后新时期”,却将80年代抽象的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将康德式的、用头脑站立的玄虚的“主体性”,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由此,80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被90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80年代康德式的自由的“主体”摇身一变,这才成就了90年代黑格尔式的“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90年代是超越80年代的,因为它终结了80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找到了一个“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90年代其实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时代,正是由于有了90年代的文化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

    在和查建英对谈80年代时,陈丹青也提及90年代:“我一点不愿说90年代不好,真正的变化在90年代发生了”“直到那时,我才慢慢意识到80年代那种争论,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种种傻逼式的热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生活没有了,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大家相对地明白了、成熟了,也更世故了”。


“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


    王蒙对王朔表示支持、引发猛烈批评的《躲避崇高》一文,发表在《读书》杂志1993年1月号。他称王朔“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说他的文字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很难说成清新,不妨认作‘浊新’”。

    他还这样写道: “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

    1992年,王朔出版四卷本《王朔文集》并因此名利双收,“王朔热”重新升温。而他既有像王蒙那样的支持者,也有像以王晓明为首的海派学者那样的反对者。

    1992年秋,在华东师大研究生宿舍9舍625室,由王晓明担任召集人,青年学人徐麟、张闳、陈福民等人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参与者批评了两种当时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所体现的商业倾向;并认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篇对谈录后来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然而,不知何故,直到王蒙发表《躲避崇高》半年后,它才在《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发表。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集中了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等数位学者,再次讨论人文精神缺失问题。时任《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和编辑吴彬事先得到通知,来上海旁听了这次讨论。回京后,吴彬告诉王晓明:《读书》打算连续6期发表讨论稿。一场名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论辩就此在全国展开。

    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它到底是“危”还是“机”?查建英表示,王朔被惹怒是必然的:这些学者一边吃着国家饭一边讨伐市场,可要是一点商业空间都没有,像王朔这种个体户还有活路吗?
学者甘阳则表示,王晓明不读海德格尔,事实上,海德格尔早就描述技术时代的可怕图景,也大声疾呼“没人读哲学了”。王晓明参与论辩的第一篇文章,就说怎么现在人们不读诗、不读小说了,一切都变得庸俗,“但我们读海德格尔这些的,至少从理论上已经知道这个现代化世界一定是这样的,经济的时代、技术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时代,读什么诗嘛,谁读嘛”。

    张颐武的看法是:消费文化的出现和中国的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后果都不可能造成中国的精神瓦解,中国“现代性”的终结,也不会带来中国发展的终结;相反,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和一波新的全球化的进程相适应的。


90年代无人认领,那是因为它远未终结。


    那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过去不久的年代?2015年11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文化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年评论家高峰论坛上,四十多位参与者围绕“90年代:从公众参与到私人生活”这一主题发表意见,试图以文学的视角来看待90年代。

    上海作家金宇澄对90年代的描述就是文学式的:七八十年代乃至90年代初,我们看到的景象,还是灰暗的,像黑白照片一样;但后来一下子就变成彩色的了。这自然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活力,人们开始有钱,物质也开始丰富多彩的缘故。作家李洱则这样比较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说80年代是“虚构性”的,那么90年代就是“非虚构性”的,“90年代第一次把所有文学问题和中国的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了,用一个时髦话说就是接地气”。所谓先锋作家一说到“新写实”就说是狗屁,现在想想,其实那是因为接地气,才为先锋作家所不喜。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给了90年代一个定义: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他指出,80年代有很多人认领,“我的80年代”“我们的80年代”,认领者甚众;90年代则无人认领,那是因为90年代远未终结。

    “由于它不那么有吸引力,由于它的戏码还没有完全写完,以至于还无人认领,以至于谁也搞不清楚我领的是一笔资产还是负资产,以至于它如此的复杂、流动、游离不定。80年代大家都已经分了角色,每个人都在争说我在这一件事上是什么角色、在那件事上我是什么角色。90年代没人干这个事了,是因为它确实依然是一个开放的、未定的、比80年代更为复杂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探讨90年代实际上也是探讨现在。”

    “90年代一下子把我们放到了一个一切未经命名的境地。这未尝不是一种解放,也未尝不是给90年代和现在的主体提供了一个非常持久的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李洱讲的,90年代之后确实文学找到了真正的,不是属于政治家,不是属于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而是属于自己的,走进中国复杂经验的方法和路径。”

    正如作家吴亮所说,我们不重视90年代的原因是它离现在太近了,以至于都没想到要把它历史化、对象化。
也可以这么说,它甚至还不是历史,就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