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已死,有事烧纸


文/一夫
<<新周刊>>第473期



90年代文学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势不可挡,使得先锋文学先是追求“纯文学”,后来开始转向如何创作出“优质商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很多先锋小说很快被市场收编。



    2010年6月的一个上午,我走进作家马原的北京住地。同行者有马原的一位学生。当时,马原尚在创作这两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和《纠缠》,而此前他已经有近20年没写小说了。大约是马原出版《纠缠》的同一时期,停笔七年的余华出版了广受争议的小说《第七天》;另一头,格非写完酝酿十余年的《春尽江南》后,推出了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

    若说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创作风格,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莫言、马原、余华、苏童、残雪、格非、孙甘露、北村等为代表的作家,如何在中国文坛掀起“先锋文学”浪潮。如今,30年过去,先锋文学野蛮生长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先锋文学作家的纷纷“转向”,发生在90年代,这让30年前那场文学变革成了文学史中的一块“化石”。


先锋小说是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所生成的对现代经验的表达。


    所谓先锋文学,究竟以什么特征为代表?让我们回溯到先锋文学的开端:8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探讨形式、颠覆叙事逻辑、反叛传统文学观,以回归文学本体的诸多作家及作品。莫言、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一批作家,以虚构为利器,高举形式主义旗帜,撕裂了沉寂多年的中国文坛。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先锋文学”。

    有评论指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先锋文学有着模仿西方文学的痕迹。正因如此,它被很多人指责为照抄西方母本,不具有原创性。这当然可以找到各种文本上的证据,但也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先锋小说是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所生成的对现代经验的表达,甚至那些支离破碎的模仿与照抄,都深深打上了当代中国现实的印痕。

    从文学史的发展看,先锋小说出现以前,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潮流。先锋小说的出现,意欲打破老套的小说叙事,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命运的曲折隐喻。那些似乎完全抽空现实内容的形式实验,或刻意将主题抽象化、普遍化以脱离中国现实的现代主义情绪,背后隐约而片段地浮现的,仍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焦虑和愿望。在先锋小说空洞、虚张声势的面具之下,潜藏着丰富、零乱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的政治无意识。

    例如余华早期的作品,80年代中后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鲜血梅花》《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等文本,余华以冷漠的写作视角扑进充斥着血腥、暴力、死亡及人性恶等隐秘的世界中,展现生活的非常态和非理性。余华这些作品引起了关注,文学评论界的助推,使得“先锋”的类型归纳逐渐成形。

   作家苏童则是随着其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及《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米》《园艺》等作品的相继问世,确立“先锋”地位。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80年代末的《收获》杂志上。有意思的是,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都出现了红背包的重要意象——它们来自父辈的赠予,象征了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

    这些文本中,既有失败的父亲形象,也有主人公对于背叛和暴力的体验。红背包被抢走了,“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卡车与遍体鳞伤的我”。在先锋叙事的语言实验中,人的生存状态被呈现得格外残酷。痴迷于写作技术的操练,对传统价值信念不屑,人类灵魂的终极意义就显得空浮而没有重量,世界本应该具有的美好图景被覆盖了。


先锋失去了它的锐利,先锋作家集体转型。


    到了90年代中期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时,先锋文学作为“运动”落幕了。之后的先锋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创作者的单打独斗。先锋失去了它的锐利,先锋作家集体转型,使这个本来就不稳定的群体走向解体。随着先锋小说事实上的退潮,它的思想倾向或美学因素开始重新化合,并融入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以及具有文化反抗意味的小说潮流或创作取向中。这一时期,有大量作品问世。

    1992年9月,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语》发表;11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活着》发表。同期刊出的还有格非的长篇小说《边缘》、苏童的中篇小说《园艺》、孙甘露的《忆秦娥》、韩东的《母狗》和述平的《凸凹》。1993年5月,北村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在《花城》发表。这些作家虽然仍在追求“怎样写”的技术,但“写什么”更被看重,文本的故事性和人物塑造的完整性第一次成了先锋作家们首要设置的环节。

    先锋派作家逐渐调整了写作策略,开始大面积地转移到历史领域。其小说文本逐渐减弱了对文本的追求,开始关注人物命运,重视故事情节,追求价值意义。如余华的《活着》、格非的《敌人》、苏童的《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以及叶兆言的《状元镜》《追月楼》《十字铺》《半边营》等“秦淮”系列小说,释放了历史的差异性。这种面向历史的转场写作,有的展现时代的变迁,有的展现浓郁的抒情品格。

    有评论认为,90年代文学的商品化与市场化势不可挡,使得先锋文学先是追求“纯文学”,后来开始转向如何创作出“优质商品”。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进入90年代,很多先锋小说很快被市场收编,例如一度被电影导演青睐,并被改编为更加通俗化的故事。《红粉》《活着》《妻妾成群》等都曾被改编成电影。同时,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好看”的文学,开始为消费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新的辩护。

    前不久,先锋派作家孙甘露在回顾先锋作家为何在90年代集体转向时指出,这是一个选择性问题:作家在写作时更多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还是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他说,试图接续中国文类传统的现当代作家如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其文气思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融当下生活于传统意蕴之中,令读者更怀念他们的辞章之美。而当年那些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着力于文本和现实的差异、歧见,以及拼音文字构词法的挪用,伴随着其套用的外来语法,仿佛是一种语言的逃逸。


“我们今天没有资格谈先锋小说,因为我们曾经被扣上‘先锋’的帽子。”


    到了今天,文学评论界在描述这场文学浪潮的现状时,用了不同的“总结词”:终结、转型、哗变、背叛……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往回拉,的确,在9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便有了“落幕”之实。外界指出他们不再先锋、被商业社会和消费主义裹挟时,我们看到这场浪潮亲历者值得玩味的态度:有的否认,有的辩护。

    马原曾称小说死了,甚至否认“先锋”。他称先锋小说实际上是一顶帽子:在世纪之交,文学史家们要归纳这一百年的历史时,觉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有意思的小说群体,其中的佼佼者如余华、格非、北村、洪峰、莫言写出了和先前不一样的小说,于是,他们当年就在小说批评里扣各式各样的帽子——现代派小说、新潮小说、解构主义小说,等等。

    在马原看来,1997、1998年前后,慢慢地,江河归海,文学史上出现了先锋小说这个流派。“先锋小说”这顶帽子,是把中国小说不足一百年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以后,归纳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小说群落,或者说是一个小说家群落。“我们今天没有资格谈先锋小说,因为我们曾经被扣上‘先锋’的帽子。”这是马原如今的看法。

    不同于马原对先锋文学的否定,在另外的场合我们听到了辩护的声音。格非在80年代凭小说《迷舟》一举成名,成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于1988年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被视为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格非早期的作品像一个个谜语,在结构、语言上作出不少尝试,让人捉摸不定。格非在谈及先锋文学时,强调要把先锋文学同先锋性区分开来。

    格非声称,自己特别怀念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那时大家都有目标,努力克服传统的阻力进行写作;如今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先支撑着先锋运动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面对时代和读者的变化,格非说他没有固步自封,也在进行调整,“有人会说我是不是放弃了先锋性,我不承认。因为先锋性是一直需要的,写作者需要一直挑战,哪怕写出了非常出色的作品,也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还很成功”。

    先锋文学潮流虽然落幕,但其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被先锋作家融入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今天的小说不再追求形式探索,但当年先锋小说的技巧,已经变成常识被广泛运用到写作中。苏童、格非、莫言这几位,就在创作中延续了先锋小说写作技巧。如今,莫言、苏童仍在持续创作,且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他作家每隔一段时间也偶有作品问世。

    其实否定也罢,辩护也罢,先锋作家们在90年代做出了集体转向,又各自收获了荣誉。某种程度上,他们背叛了80年代的这一转向,得利于90年代。如果没有先锋文学早前极端的形式探索和语言继承,就没有先锋一代在90年代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