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金宇澄:上海这个森林,什么动物都有


文/阿饼
<<新周刊>>第473期



在作家金宇澄眼中,90年代上海风景,是“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小说随便从一个日子开始,人们吃吃喝喝、情情爱爱、生生死死,随便在一个日子里,下落不明。



    金宇澄沉浮上海,见惯市井饮食男女,在90年代的日常世相中,常常绽露奇异的辉煌。

   他提起电视新闻报道1995、1996年的除夕、“接送”财神,上海乍浦路、黄河路饭店云集,燃放烟火鞭炮的垃圾,足足堆有半尺厚,最大型的烟火箱子,都是单人床的规模,“匪夷所思,时代进入一场接一场的狂欢”。
上海大小酒席不断更新,慢慢演变为极致的浮夸,官商汇聚,夜夜良宵。

    “中国经济的发展,始于1990年,不只在上海,人人都热衷生意,都那么热火朝天,《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里,下海、做买卖,跑各种关系,搞批文,送礼。”金宇澄说,“这种城市精神,承上启下的生物链,重新复位。你做生意,他从香港美国来,谁谁又在干什么……通常清楚,也往往暧昧不明,膨胀、丰富、曾经消亡的都市生态,什么动植物都繁衍起来了。你可以看见四周植被,却不可能了解整一座的森林。”

     在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90年代建立的饭局生活,在“人生安稳的底子”中,流水席一个接一个,神侃、讲段子、做生意,鱼龙混杂,男男女女,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是典型上海的写照,其中我们也窥见了北京、广州、杭州多个城市的影子。

    有人不禁要问,这样的饭局有意义吗?

     金宇澄说:“你有一盘10年前和朋友饭局的录像,要不要看?你肯定要看,其实你早忘记这场饭局了——忘记,就是它毫无意义。你一看录像就呆了,10年前,我原来是这发型啊?怎么穿那样的衣服?这人不是我过去女朋友吗?另一位久不联系了,对面那位早已离婚,忽然你想起了很多,非常感慨。”这就是意义。

     饭局之妙,在“饭”也在“局”——典型的中国饭局,设局人、局精、局托儿、陪客、花瓶众角色,仿佛一个不能少。

   上海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有无缘无故的饭局。90年代的聚会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家中再无访客,饭局就是客厅。

    在作家朱文颖的印象中,金宇澄是个有意思的饭局旁观者。金宇澄则认为是共同的经验:“人在饭桌上说的话,都经过仔细斟酌,才形成一种愉快的闲聊,这与通常小说渲染谈判、阴谋、鸿门宴不同。人需要普通的交流,求得存在和满足感,不说教,没有中心思想,自作主张。你放低位置,就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特征。”

    地球人都知道,上海的饭局基本吃不饱,《繁花》的饭菜,终究是前戏,高潮滑入五花八门的话题和旨趣中,如小说人物所言,“世界大乱收古董,世界太平收女人”,但收一个女人,说不定收进了一百多个麻烦……钥匙越多,摩擦就越多,声音响得多,事情就复杂。

    饭局展露了阶层的标准。金宇澄曾遇到一陌生的同桌女孩,有人问她何时结婚,她答:“我阿姨说,先包三年再讲。”问她阿姨是干什么的,她答:“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环境和对象早变了,也像是毫无改变,这种话题可在饭桌上平静讨论,我没有想到。当时有人感悟说,是啊,这种弄堂小姑娘找个小职员结婚,事事都不如意,找一个大领导或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完全不一样,等于三年‘硕博连读’,有什么不好?”

    《繁花》让王家卫导演印象深刻的段落,是小毛在饭局上说的故事:夏天深夜时分,小毛在通宵车站遇到一女人。小毛搭讪,女人沉默,最后只说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我是单身,可以到我家洗,我有洗衣机。”女人沉默。两人上了车,等小毛到站下车,女人也下来,一路跟他回到家,显得越发自然,就像回到自己家那样脱衣服、备洗澡水,最后,躺到了小毛的身边……这使小毛疑惑,会不会就是去世的老婆?但不像……黎明时分小毛醒了,听她还在厨房洗衣,没用洗衣机。4点多钟,女人叫醒他,“我走了”。小毛迷迷糊糊听见门锁声,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女人。

    “不少人当场就追问小毛,这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小毛说,知识分子才问这样无聊的话,我从来不问,她对老弄堂那么熟,大概也住这种房子。为什么?跟我无关。”

    作为老三届知青,金宇澄在东北务农8年,与这一辈的三教九流有密切交往,按他的话讲——这是市民阶层的某一种“日常”。对小毛这样的下岗单身者来说,生活不如意,面对所谓“艳遇”,他一贯是极其谨慎,一言不发。在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里,他只遵循自身规律,沉默根本不算什么,却可以在饭桌上敞开说,这是作家很少注意到的情况。

    如同无数饭局,《繁花》的命运“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如同书名,人生如花,盛极必衰。

    小说里,蓓蒂和阿婆在“文革”中失踪,变成了小鱼,被猫咪衔着送进了黄浦江;小毛妻子春香难产而死;90年代饭店老板娘李李,穿一身运动服,准备出家,跟阿宝说“宝总,保重”;小琴推倒锈蚀的阳台栏杆,坠楼命殒……金宇澄知道,《繁花》这些结尾都不讨喜,他不介意,在他看来,关于死亡的话题,到了90年代已变得正常化。

    金宇澄提起,他常见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路边的家门口,天都下雪了,天黑了也没人管,她就这样坐着,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在年轻时代,她肯定很漂亮,也许很幸福,但到了老年,就会是如今的模样。这并不是说,她的子女好还是不好,居委会有没有照顾好她——读者应该懂得,人到了这年龄,哪怕有儿女照顾,也必须面对这样不堪的状态,这是正常的。

    “文学有大宗的某种答案,比如‘相濡以沫’,仿佛我们的问题,都来自环境压迫,或者再坏都有解决办法,没有时间自己的问题。文学很少提到死亡的不堪,死是不能解决的。只鲁迅先生说过,某人为孩子庆生,大家热情祝贺,只一个客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结果被痛打了一顿……这是老实话,意思是人生易变。珍惜幸福的时光,才是《繁花》的正能量。”

    “我不会故意拿一个很难的内容,给简单的读者看,是说老实话。我喜欢博尔赫斯的意见,他认为的好小说,就是让‘读者消遣和感动,不醒世劝化’。”

    小说结尾,金宇澄引用1993年红遍大街的《新鸳鸯蝴蝶梦》歌词,“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不如温柔同眠”。

    在这个年代,也许人只能这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