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是一场不分性别的冒险


文/宋爽
<<新周刊>>第475期



    “登山的时候人是没有性别的。”王秋杨说。这项运动简单粗暴,每个人目标明确至极,除了成功登顶,没有多余的游戏规则,没有人会得到特殊照顾,所有人都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登山者。



    和赛车一样,登山成为死亡率最高的运动之一,但人类似乎对这项寒冷而残酷的运动欲罢不能,它所带来的光荣和成就感无以比拟。尽管无名尸体遍布全世界各处雪山,仍不足以阻挡任何探险者的脚步。

    王秋杨对登山的兴趣开始于2003年,她戏称自己是“哈巴系”的。“那会儿是非典期间,什么都干不了,我就在家看电视,那段时间王石他们一帮人正在登珠峰,我看得热血沸腾。”王石一下山,王秋杨就找到他,通过他引荐认识了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接着,一场在哈巴雪山的攀登活动,王秋杨跟着去了,那次队伍浩浩荡荡。

    这次“平易近人”的登山之行在王秋杨的生活中划出了一个豁口,让她得以感受到某种全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在那之后,王秋杨接连成为首位到达“地球三极”(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至南、北极两极点)的中国女性。

    “登山的时候人是没有性别的。”王秋杨说。这项运动简单粗暴,每个人的目标明确至极,那就是成功登顶,没有多余的游戏规则,没有人会得到特殊照顾,所有人都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在体能和心智层面皆合格的登山者。

    但运气同样不可忽视。2010年,王秋杨登顶位于印尼巴布亚省境内的查亚峰,这是大洋洲最高峰,但这次登山差点成为死亡之旅。

    那一带丛林里居住着很多土著,其中一部分就是传说中的“食人族”。“我们的队伍登顶之后,有一个向导生病了。土著认为是我们把邪恶带给了他们的部族,要把我们吃了。听到这句话我们紧张不已,连夜外逃。当时附近有一个美国铜矿山,我们丢盔弃甲,开始大逃亡。到了矿山跟前,发现周围都拉着铁丝网,标牌上警告路过的人‘如果闯入或靠近,狙击枪就会瞄准你’。我们看完很高兴,因为土著人不敢进来,当时我宁可成为美国人的俘虏,也不能当土著的盘中餐。”

    美国铜矿山让王秋杨一行人逃过一劫,他们在矿坝下面安营扎寨,并用卫星电话联系王勇峰,王很快把情况告知外交部,外交部启动了领事救援机制,协调美国、印尼大使馆,通过矿山工作人员以及著名的美国黑水部队,用装甲车把王秋杨他们护送给印尼政府军,最终安全回国。
  
    “冒险的人都是骨子里头想冒险的。”王秋杨说。她坐不住,每在城市里待半个月就足以让她浑身难受。

     前不久,王秋杨刚从印度回来,她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一共只花了一万块钱,包括住宿、机票和火车票。对于身家雄厚的王秋杨,旁人只会觉得这事不像真的,但这才是她眼里真正旅行者的样子。

    “住最廉价的旅馆,搭最便宜的火车,用最少的钱完成旅行。我希望以一种亲近最底层的玩法,到一个国度里才能体会最多东西,信息量最大,所以我喜欢背包游。我很少参加豪华腐败团,那个钱花得特不值,因为这些钱和好的环境就把当地人的生活屏蔽了。我们住的旅馆一晚上几十块钱,和一堆人挤在大通铺上,流汗,提着水桶洗澡,去提水,窝在印度一个月就这么玩的。其实这都没什么,问题是你不能觉得这是吃苦,这是在享受。”

    慈善是她在登山之外的另一项行动。王秋杨2005年创办的苹果基金会,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做慈善会带来众多溢美之词,但也会遇见一些不可知的阻力。“我们去牧民家,希望能资助孩子上学,但你可能想不到,有一些家长会出面阻扰。他问:‘我的孩子能当县长吗?’我说这我不能保证,他说如果她不能当县长,以后回来连羊都不会放了,那怎么办?牧民的想法很实际,但同时也出乎我们意料。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做职业培训,因为培养职业技能很重要,我们希望他们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除了亲自和当地人沟通磨合,王秋杨认为慈善离不开政府支持。“有时需要消除误会,比如基金会做的一些事情,会让外界联想到是不是我们政府不作为,才导致要有民间机构介入。其实并非如此,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就是让西藏更好,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误会都会慢慢消除的。”

    她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部分内地人觉得大力发展西藏经济会破坏其宝贵的原生态。“我认为这很不公平。那里的年轻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想用苹果手机、穿牛仔裤、戴墨镜,也希望把头发染成黄色,牧区的一些孩子就这么打扮,他们这种愿望太正常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希望西藏永远都是原生态的。”

    王秋杨是个果决的人,这让她的生活充满着潇洒、痛快和无拘无束。“我的人生没有后悔,这件事情我真的认真想过,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想做又没做的事。我是行动派,只要想做的事就会马上去做,排除万难都会做。我的人生活得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