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大同就读懂了中国城市


文/赵渌汀
<<新周刊>>第475期



    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说:“读懂大同,就等于读懂了中国。”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城市过去十年经历的一切,都能在大同身上找到印记。



    如果用说文解字的方法解析“大同”这个名字,那么政治家希冀的是“天下大同”,本地人津津乐道于“大有不同”,学术界则一本正经定义成“大道趋同”……大同是一座向来不缺少关注度的城市:执政者用统计数据赞美它,老百姓怀揣各自目的调侃它,城市规划师搬弄专业条目讨论它,古城保护者则直接“黑”它。

    近十年来,这座塞上古城的肌体里像被强行植入两块干电池,在城市发展流水线上不知疲倦地进行作业。当其中一块叫做“古城复兴”的电池耗尽电量后,另一块名为“煤炭转型”的电池跟着接上,两块电池更新交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十年发展史。

    “双核驱动”的大同于是有了不同的面孔:脚手架、推土机和十年来建造的古楼建筑群雄踞在古城墙内,“活起来、火起来”的古城大同可谓“金刚怒目”;另一方面,私人煤窑的关闭褪去了城市的粗粝底色,“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与云冈石窟遥相呼应的现代大同也有了“菩萨低眉”的一面。

    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说:“读懂大同,就等于读懂了中国。”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城市过去十年经历的一切,都能在大同身上找到印记。


2008年,大同开始造城运动;2013年起,这座煤都呼应去产能的大势,进行产业转型。


    大同的的哥最爱和外地人聊两个话题:食物和城市。当你以外地人身份询问本地特色美食时,他们会点评各色面点的好处——刀削(面)劲,豇豆(面)香,抿扒股(土豆和莜面加水的混合物)麻油辣椒醋。的士驶过古城墙时,他们总会描述这座城市曾经的沧桑:“也就十年前吧,那会儿大同还是个杂货市场。”

    大同人习惯用2008年这个时间节点来区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那一年,耿彦波正式调任大同市市长,他所倡导的以“一轴双城,新旧分离”为主题的“名城保护”运动由此在大同铺开,“重现古城辽代风貌,展现魅力大同”,大同未来的城市规划豪气冲天。

    据说,耿彦波一把就能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当;一旦发现质量不合格便立马抓住对方胸口,人称“耿疯子”。因改造古城方案而决定拆迁16万户平房,耿彦波“耿拆拆”“耿指导”的外号不胫而走;古城内修建的仿古景观,则被称为“耿寺”“耿庙”。毫无疑问,耿彦波的到来掀起了大同历史上声势最浩大的城建运动。
2013年,耿彦波调离大同,这使大同的城市发展主基调由此前五年间的“造城运动”,转变为一场呼应国家“煤炭钢铁去产能”大势的产业转型攻坚战。

    位于晋北的大同因煤而兴,煤炭储量达718亿吨,位居中国产煤城市之首,并获封“煤都”。“跟人说我是大同人,人们就说,你们那里人是不是成天光挖煤?”张风笑着说。他在同煤集团上班,这个总部位于大同的全国第三大国有煤矿企业,曾为二十万人提供就业岗位,而在如今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日子着实不太好过”。


行业衰落,采矿等“拳头专业”如今成为“后进专业”,学生毕业即失业。


    煤炭行业的衰落让日子变得难过,部分靠煤炭吃饭的同煤集团员工甚至开摩的养家。“上班很清闲,保不齐过段时间就被辞退;上班倒是无聊,就盼着有人过来聊个天。”张风说。

    后城建时代的大同,正处于煤炭行业去产能的第一线。“之前香港媒体来大同做了个报道,题目就叫‘大同在前线’。”张风说。不过他更愿意聊起被煤炭行业的衰落影响的人:“比如那些采矿专业毕业生,毕业了能干吗?失业呗!”

    陈思浩去年从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采矿工程系毕业,他在校期间在同煤集团实习过两个月,自然希望能入职,无奈招聘岗位太少。“刚入校时,老师拍胸脯保证:‘咱们都是毕业包分配,愁啥?!’”但等到陈思浩毕业,采矿、煤化工等煤炭行业相关专业的就业渠道愈加逼仄:如果是煤二代或煤三代,还能保证有个单位;如果什么都不是,或许真的该考虑转行了。

    “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就业率低也拉低了我们的奖金,不少老师都辞职做生意去了。”据大同大学招生办某不愿具名的老师介绍,采矿、煤矿开采等“拳头专业”如今成为拖就业率后腿的“后进专业”,“这几年凡和煤炭沾点边的专业,就业率全都垫底”。

    大同人任文阁在大同煤炭职业技术学院开了间小卖部,从小卖部生意的好坏,他意识到目前大同乃至整个山西煤炭行业的颓势。“过去学生多,尤其是采矿专业的学生下课以后特别活跃;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小卖部都很难开下去了。”

    求职失败,陈思浩去年夏天赌气去了北京,和他一道的还有同班的三个“既没背景,也很茫然”的同学。他先是做了几个月保健品推销,“拉不到单,白搭进去一千多块钱”。与他同时赴京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因为无法承担过高的房租而回了家,剩下的一个则在一些影视剧组跑龙套。今年年初,陈思浩也加入了这名同学介绍的“群演”剧组,“一般是拍完就付钱,日日清。今年倒是跟了一部去横店的戏,也算是免费旅游了”。

    “古城外面非常体面,但经不起往巷道里深究,这是大同古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谈及未来,陈思浩表示不愿回大同。“大同有北京好吗?北京市中心是高楼大厦,大同呢?我看如今大同的城中心倒是和横店有点像,都是仿古建筑嘛。”

    从“造城时代”过渡到“去产能时代”还算顺利,然而大同古城内的平房改造却无法与仿古建筑群完成“完美握手”。仿古建筑群、仿古新城墙等建成后,明清时期的平房和四合院却迟迟无法彻底拆除或重建。

    大同人李竹斌参演过贾樟柯电影《任逍遥》,这部在大同拍摄的影片将镜头对准这个塞北古城的年轻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粗粝现实。“现在的古城外面非常体面,但经不起往巷道里深究,这是大同古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李竹斌说。

    大同七中数学教师李爱国最大的爱好就是背着照相机拍古城。耿彦波调任之后,继任市长的执政理念并不完全与耿的吻合,这导致古城内尚未完成的古建筑修复与民居拆迁安置工作出现 “烂尾”。“找不到解决方法,古城外面看起来漂亮得很,但只要进入古城核心区域的老街旧巷,那些断壁残垣般存在的老四合院便一览无遗。”
“昨天暴雨,又有一座老宅塌了。”李爱国说。在纵横交错的古城老胡同内,他用十年时间访遍了每户人家,并用相机记录每一户的砖瓦与屋檐、搬迁与留守。

    如今古城内的胡同里,总有三两老人搬起板凳随性而坐。与游人众多的主干道和商业街相比,隐匿在古城中心的狭窄胡同却乏人问津。在各处拆毁或即将开拆的四合院内,不少人家曾经的生活用具被弃置,比如女人用过的梳子、男人用旧的剃须刀、小孩玩坏的玩具,甚至结婚照。

    一往无前的进步,还是边回头边缅怀的原地踏步?

    贾樟柯2001年去大同拍摄《任逍遥》前,曾描述他心目中的大同:“每一个山西人都说那儿特别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传说那里的每个人都在及时行乐。”

    “及时行乐?人都搬离了,哪来的乐可行?”李爱国说,“过去古城里的大西街倒是闹市,那时逛大西街叫‘点货’,能去古城里的平房住宅区、商铺区走一遭,别提多时髦啦。”

    曾经繁华的大西街如今更名清远街,而旧时文庙的老牌坊几年前被拆毁,新建的店铺冷清异常,全然不复昔日牌坊一带的市井烟火气。在主营古玩、茶具和餐馆的古城仿古街上,铺面门前摆放着大小各异的踩球狮雕,且每户均有仿古挑檐。“古城的商业街从没这样冷清过。狮子踩球?狮子是前年搬来的。仿古挑檐?屋檐是去年完工的。现在的所有仿古建筑和街巷,呈现的只是现代社会的钢筋和水泥,而不是古代社会遗留下的厚重历史。”李爱国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曾公开批评大同的古城改造。“名为保护,实为建设性破坏。我们需要留住古迹和遗存,而不是将其变成一个所谓的完美古城,这只是执政者臆想中的古城。”

    但塞北地域史学家赵佃玺并不认同此说法。2008年,他参加了大同市政府组织的“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当时耿彦波刚调来大同,还向与会专家请教了关于古城保护的问题。“大同后来重建的仿古建筑,都是按照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原样还原的,说大同不尊重历史文脉,这点我不服气。”赵佃玺说,“之所以拆平房、拆民居,是因为原有的破旧房屋有碍市容。我就搞不明白,哪座城市的发展不以更新换代为基础?所有现代城市里都会有新建的城区和老旧的街巷。如果不去重建和规划,难道大同还想原地踏步,回到2008年前那种‘旧货市场’的样子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专访阮仪三

乡都拆了,哪来的愁?



《新周刊》:
你怎样看待大同的古城改造?

阮仪三:谈起大同我就心痛。1963年我去过大同,当时出现在我眼前的还是完整的古城,四座城门楼非常雄伟,明清时期的平房民居挨着城墙而建,还有不少深宅大院。我当时就觉得这座古城“大有不同”。

大同历史上是重要边防城市,通过其古城墙,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代建筑的防卫体系。直到后世,其街巷体系也相当完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同便按捺不住“发展”的野心。在当时全国拆旧立新的城市化浪潮下,大同规划部门觉得应该修改此前对古城的保护规划。我保留自己的看法,认为古城需要保护,但不是拆除重建。这跟大同方面是有分歧的。

2000年前后,耿彦波在榆次做市委书记时,曾主导王家大院的建设。建成后很多人赞赏有加,但我认为里面有许多假古董。榆次的所谓“老街保护”,直接拆了旧街建“老街”,当然也是一堆假古董。大同号称要“重现辽代的历史风貌”,这非常可笑,因为辽代的城市连文献资料也没留下。我觉得大同给全国古城保护起了很坏的作用,它带动了很多城市重建所谓“古城”“古建筑”。


《新周刊》:
你如何看待城建中的弱势群体?拆迁征地得到补偿之后,弱势群体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另一种强势?

阮仪三:
我觉得中国的拆迁,起根儿上就存着一笔糊涂账,那就是产权不明。房屋第一代居住人都不在了,第二、三、四代居民里,90%以上与老屋没有关系,他们对老屋没有感情。所以每逢房屋改造、拆迁,大多数居民没有意见,人人都想谋得一份利。

中国还没有《城市保护法》《历史建筑保护法》,只有《文物保护法》《拆迁法》,在文化保护法案的修订方面,可以说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你看看人家欧美,比如法国1840年就设立历史建筑保护局,1907年公布《历史建筑保护法》,1976年有了《历史城市城镇保护法》,而我们只有《文物保护法》。这里面有个问题:民居能看成文物吗?有历史厚重感的民居一旦变成文物,就只能供起来了,试问还能在里面开火烧饭吗?


《新周刊》:
其实地方政府进行古城保护时心态也在变,以前是不识货一推了之,现在是进行所谓“保护”。

阮仪三:
就是打着保护的旗号去做买卖的勾当。搞一些假古董,首先想到怎么去利用,那就真的完了。我认为现在国内的旅游景点,百分之百遭到了破坏。九寨沟没问题吗?九寨沟指九个寨子的沟,现在把寨子拆掉、人都赶走,说是给大家看自然遗产。这是混账话。美好的自然环境怎么来的?是当地居民千百年来与山林、自然同住,才保留下来的。

大同现在城中心都是废墟,我觉得这座城市算是吃到苦头了。为了吸取教训,我觉得应该办一个反思会,让规划者、决策者看看什么才叫真古董。


《新周刊》:
有人说古城墙没什么用,还不如推倒重建。这是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实用主义的影响?

阮仪三:没错,这其实和当时社会的风气有关。80年代倡导什么?“若要富,先修路;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拆了旧城建新城,拆了老房开马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当年我是“刀下救平遥”。如果当地政府有钱大修的话,平遥估计早拆了。80年代文坛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但在古城保护、文物保护领域,国民的反思和思考还是肤浅了一点。


《新周刊》:你说过,“古城是创新城市的土壤和温床”。是不是可以说,在城市化变革中,保护古城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阮仪三:
当然是。乡愁是什么?乡愁就是留存的历史进程的一些场景。如今的情况是,乡都拆了,哪来的愁?现代建筑引不起乡愁。它们只能引起你对美的快感,但引起不了对美的回味。1958年,我们劝时任苏州市长不要拆古城墙,他说,“北京城墙拆了,苏州城墙也得拆”。90年代时我遇见他,他主动道歉:“阮教授,拆古城墙我有罪,当时要是听了你们的就好了。”
我觉得所有打着“文化名片和旅游产业”主张而大拆大建的主政者都是无知的,无知者无畏,所以他们拼命地拆、玩命地拆。


《新周刊》: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你觉得城市并没有让生活更美好。现在仍然这样觉得吗?

阮仪三:
只有保护好城市里的古迹建筑,才能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讲,有了美好的生活,才有能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城市。

传统民居里蕴含了传统的家庭伦理、人际交往,形成了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于是有了青梅竹马、过房亲家。现代的城市居住区里,这些东西已消失殆尽,所以社会上会有很多戾气。如今的城市,给你很多感官享受,而非内涵、温柔。过去的城市是体现完整伦理道德的公共场所,现在的城市只有钢筋水泥和冷漠的功能需求,一切向钱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