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火焰无名的你


 


亿万普通国民的战死和牺牲虽无声,却更富于震撼的力量。在欧美民主与民族主义政治的生态下,国家不能对这种关系全民的牺牲漠然置之。



    喜爱战争史的人的一个兴趣焦点,就是对英雄的崇拜。在你死我活的极端搏杀中,这些超级战争英雄的事迹连同其英名,长久被人们记忆。这很容易使人们忽略一件致命的事:在人类经历的各种战斗中,这些英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的武士,而在他们的名字背后,则是数以亿万计的不知名的战士,以及他们不知何处招魂的战死。

    1920年11月1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场奇特的葬礼几乎同时举行:一场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一场在巴黎的凯旋门下,英法两国同时以最高的国葬礼仪,安葬了两位战死者。他们并不是声名显赫的战争英雄,而是一战上百万战死者的代表——两位无名战死者。在惨烈而广大的作战地域,参战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分布在各种战壕和堡垒里。当笨拙的集团冲锋发起,敌人重炮轰击、机枪扫射,脚下则是无处不在的地雷和难以攀越的龙式铁丝网。在这种弹雨和火网中,无数战士瞬间捐躯,被炸成齑粉。他们最后以失踪者的名义被登记在冷冰冰的薄册上。据战史学家统计,在一战的800万战死者中,几乎有近一半人或者找不到尸体,或者找到了尸体却无法核实身份。

    自拿破仑率先推出全民现代兵役制度,战争再也不是过去部分贵族和自由民雇佣兵的特权,而成了一件与社会中每个公民有关的事情。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全民和全体的对抗,因此,不仅适龄的男子有响应国家召唤去战斗和牺牲的义务,即使女性,也要以自己的方式,或直接参与战场工作,或参与后方生产,为战争作出贡献。至于老弱幼儿,则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战争:他们要忍受敌人的轰炸,以及战争造成的饥荒、疾疫与乱世的各种生命悲剧。

    与发动战争或造成战争的大人物,以及那些在战争中大出风头的英雄相比,亿万普通国民的战死和牺牲虽无声,却更富于震撼的力量。在欧美民主与民族主义政治的生态下,国家不能对这种关系全民的牺牲漠然置之,因此,在国家举办的战死者纪念活动中,无名战死者总是处于中心的位置。这是现代世界与古典时代的战争记忆最不同的地方。一战刚结束,英军一位随军牧师就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挖掘一位战地无名战死者的尸体,将之移葬到英国政教权力的象征性中心——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入口处。该教堂是英国国王加冕之所,也是历代英国国王安息之处,于是,有了1920年11月11日的葬礼,王室成员、英国国教大主教、首相和各阶层民众共同参加。无名士兵尸体被安葬在大教堂入口处,上方镌刻着铭文:“他被安葬于诸王之中,因他尽善于神和家园。”与此同时,安息号凄厉,礼枪鸣响,另一位无名战士被葬于巴黎凯旋门下。

    在欧美等国,这一军礼葬仪实为惯例。在华盛顿、莫斯科、布鲁塞尔等各国首都,往往最庄重和中心的公共生活场所,都有最高规格的无名战士墓地。这些墓地庄重肃穆,常年由国家礼仪部队担任护卫,一般都有常年不熄的祭奠圣火,象征人们对战死者永久的怀念。由此产生了一种最高规格的常见外交礼仪:当一国元首到访一个国家,往往会安排到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或花篮,以示己方外交的和平诚意,并借此对到访国人民的牺牲精神、英勇业绩和历史功勋致敬。

    对无名战死者的纪念绝不仅是对死者牺牲的记忆,它之所以打动人心,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虽然绝大多数战死者默默无闻,但正是这些人忍受着战场的血泪和苦难,以自己微弱孤单的生命与奋斗承担了战斗的任务。当他们默默战死,他们身后是遍布国家的无数望穿泪眼,是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父母,以及将度过没有父亲肩膀的孤儿孤女!对于历史的旁观者和国家,他们只是一个小小零头中的数字,而对于他们的家庭和亲友,他们则是整个世界,没有了他们,生活的阳光从此就永久地消失了!所以,国家、社会、后来者,特别是那些现实中掌握战争与和平钥匙的人,应该真诚地纪念他们,由此更真切地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含义,更谨慎地参与现实中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