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术数,不如修因果





以文字之名,让我们听见生命的悲歌。才刚过完农历新年,喜气尚在,
本来不应该谈及悲伤之事,但悲喜交集正是生命本质。



    总觉得千辛万苦才熬完了马年,理由很清楚:马年明显是坏年,每隔几日几乎便见有报道难以想象的天灾人祸,而身边的朋友亦是没有一个没有遭遇百般离奇的倒霉事情。大灾小灾都是灾,好消息绝无仅有。马年甲午,不想回忆,未能忘记。羊年又如何?总该比较好的吧,玄学家们说。至少不比马年差,即使有一点点进步与改善,已算好的了。生命总如是,许多时候像赌21点,你不必手手牌都能 Black Jack,就算只拿个十五六点,只要对方点数爆煲或比你少,便可赢钱。所以启示是:忍住,撑住,千万别“爆点”,一天不爆点,一天便有希望。

    至于我,则较感到气馁。据说羊年在五行里属“金”,而我的命忌金,故羊年运势不一定比马年好。命中注定,没法子。唯有安慰自己,风水轮流转,有高必有低,只要忍住撑住,熬过羊年,连续衰了两年,总会轮到好运现身了吧?老天爷不是好人吗?总不会让一个不算太坏的人,嘿,一路衰到底、衰到翻不了身吧?

    另一个自我安慰的方法是告诉自己,“信数术,不如修因果”,若我做了恶因,年运再好亦会变差;反之,若我种了善因,年运再坏亦会有条底线。真正重要的是累积下来的一言一行和因果福报,运势好坏且不管它也管不了它,逆来顺受便是了,若于年初已经忧心如焚,便是“逆来逆受”,自讨苦吃,是笨蛋的行为。而我,不是笨蛋,我不干。

    这个春节假期,我留在香港,因要照顾老父。年老体衰,老父几乎变成我的“儿子”,要由我照料。因此缘故,平常会特别注意一些谈及父子关系的感人文章,易有共鸣,读来特别深刻。前几天读到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新书《如何独处》,其中一篇谈其父亲之患病与逝世,让我心情沉重,这个春节,过得特别忧郁。

    弗兰岑是美国小说家,其《修正》与《自由》取得多项国际级书奖,才56岁,再写下去,诺贝尔之路必在前头。但《如何独处》是散文结集,13篇作品,篇篇长篇,展露了小说家于虚幻以外的现实眼睛,不管是原著或中译,皆是启示头脑的文字好示范。

    在文字技艺的金字塔里,没法子,散文常被置于底部,小说在上层,仅次于诗。而擅写小说的人确实总能写出好散文,反之,很难。外国的例子太多太多,诺贝尔奖得主帕慕克即为近例,小说《我的名字是红》深不可解,散文《伊斯坦布尔》易读却又动人深深,以至《别样的色彩》里的精悍短文,同样牵着读者的思维腾飞天际。华人作家也是如此,从莫言到王安忆,从苏童到余华,散文无不深刻,微言大义隐于字里行间,戴着镣铐跳舞,舞出一片灿烂。 对了,阎连科最近在台湾出版了《沉默与喘息》,是他去年在欧美巡回演讲的内容结集,探讨“没有尊严的活着和庄严的写作”之间的悲哀关系,由口述而修订,便是最好的散文。

    《如何独处》也不例外,写出家庭隐秘的公共意义,由公共议题带出个人视域。或如奥威尔于《一九八四》所曾提醒,唯有当“一个人的真理”被容许存在,这个社会才算自由。我特别喜欢“父亲的脑”那篇,弗兰岑写年迈的父亲慢慢丧失记忆,却仍挽起意志力欲留住能够留住的一切,这份坚强,让他感动却也让他更为哀伤。“父亲心跳停止之前,我已为他哀悼经年。自主权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死,肉体之死,阿兹海默症的受害者自我早在肉体死亡前就已凋敝。父亲此刻并没有比两小时前、两星期前或两个月前死得更多。”但对于父亲,弗兰岑一直不愿冠以阿兹海默症这个病名,理由是“不要原本独一无二的厄尔·法兰岑(其父之名),因一种叫得出名字的病而落得平凡,把备受折磨的父亲看成一堆器官病征的组合”。

    儿子花了两万字细述父亲的离去,而他的父亲,遂变成许许多多人的父亲,以文字之名,让我们听见生命的悲歌。才刚过完农历新年,喜气尚在,本来不应该谈及悲伤之事,但悲喜交集正是生命本质,谈也罢不谈也罢,终究回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