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派的奇幻漂流





8世纪时的日本为了限制佛教徒的数量,亟需从中国引进一名高僧前来传戒弘法,提高成为僧侣的门槛。经过考察,他们选定了“郁为一方宗首”的鉴真。



    并非不敬,本人作为习惯图像思维并联想的按揭艺术家,看到日本唐招提寺御影堂内的鉴真坐像,大师的面庞昏黑暗淡,眼睛和口鼻处却白净明快,想到的是海泥面膜。由面膜,自然想到代购,目光开始游离,以期发现马桶盖和电饭锅……罪过罪过。

    按《宋高僧传·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及《鉴真和上三异事》所述,鉴真出身名门,乃战国名人淳于髡之后。髡是古代一种刑罚,就是被剃光头。可能是对祖先的崇拜,鉴真14岁时也在扬州大云寺削发为僧了。

    神龙元年,高僧道岸来大云寺讲律,得知鉴真学识过人,德行高尚,便为他授了菩萨戒。此后鉴真声名鹊起,成为扬州颇受尊崇的年轻僧人。不久,鉴真到洛阳、长安游学,道岸引荐了一批大德高僧为他传教授业。又拜玉泉寺的高僧弘景为师,弘景为他授了具足戒,成为其关门弟子。鉴真在两京受欢迎的程度,是四位导师全转身的节奏。他潜心钻研,收获极大,游学归来,26岁就在扬州大明寺讲经布道,成为名重一方的律学大师。他名声之大,其时无人可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地的僧侣,也知道鉴真和尚“郁为一方宗首”。

    佛教自6世纪通过朝鲜传入日本后获得了广泛传播。日本“大化革新”后,土地和百姓从私有改为公地公民,由中央政权直接征收赋税,征调劳役。权力的集中,促成了一系列颟顸的政策、政令的颁布和推行,社会的两极分化剧烈,绝大多数农民最低生活都无法维持,产生了大面积流浪和逃亡。当时的日本和唐朝一样,凡取得僧籍就能享受免课免役的特权。为了生活,百姓不得不归匿于寺院,以逃避调庸及兵役。全国都是和尚,个个光头璀璨,天皇楼上巡视,每每以为自己是化疗院院长。僧侣的膨胀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朝廷一方面需要利用佛教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又顾忌寺院势力的增大而破坏统治,笼络、规范、控制佛教事业势在必行,棒子胡萝卜政策出台了。

    当时日本和尚出家的程序极其简单,稍讲究的不过是受“三聚净戒”,也就是有一位戒师见证即可。更快捷的是在佛像前“自誓自戒”,光头强如果扔下猎枪,转瞬便是佛门弟子。而在中国要成为僧侣却很是繁琐:按戒律规定,需受十戒成为沙弥沙,受具足戒才成为比丘尼。授具足戒时,必须有戒和尚、教授师、羯磨师三师和七位证人和尚的“三师七证”方可。

    天皇决定引进中国这套高门槛程序,以限制佛教徒的数量。要有编号,要有ISO9000认证,就需要从中国邀聘一位高僧到日本传戒弘法。这是促成鉴真东渡的原因。早在鉴真之前,日本已引进过此类专家。736年,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荣叡、普照,就曾邀请禅宗北宗鼻祖神秀大弟子普寂的得意门生道璿去日本。但道璿修的是禅宗,不太适合日本对引进戒律的需求,鉴真所修的律宗才是理想对象。此外,道璿的声望与地位不及鉴真。742年,荣叡、普照经过考察,终于确定要引进的应该是鉴真,赴扬州发出邀请,曰:“万水千山总是情,咱去日本行不行?”鉴真的回复斩钉截铁:“行,太行,太行山的行。”

    大和尚如此爽快,据说荣叡、普照当时“顶礼大和尚足下”。顶礼是佛教徒最高的敬礼,双膝跪下,两手伏地,以头顶所尊之人的脚。按网络符号表现,画面是这样的:Lorz(跪着的人恰好是光头)。鉴真曾在大雁塔学历,膜拜玄奘,誓做第二个唐僧,去异域弘法。另外,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不利于佛教发展。李唐氏族对自己家世底气不足,攀附老子李耳为其祖,定道教为“国教”,“老先、次孔、末释”。这个排序很有趣,我认为俗语“老子天下第一”、“孔老二”、“印度阿三”应是由此而来。武则天时代兴佛,但到了鉴真所处的玄宗时代,则大力推崇道教贬抑佛教。开元二年,玄宗禁止新建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及写经。这让鉴真“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都不留爷,爷去看小鹿。”扔下四句偈语的鉴真,毅然踏上了日本之旅。此偈倒不是为了押韵,他确实是在日本鹿儿岛上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