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一些“日本好鬼子”


 


我们常骂“日本鬼子”,其实鬼子亦有分类,有些鬼子还真不错呢。
如尾崎秀实、中西功、西里龙夫,皆是文质彬彬的情报员,为了共产理想甘做“日本好鬼子”。




    抗战胜利七十年,回看历史,特别感触于历史人物的暧昧纠结。譬如说,我们常骂“日本鬼子”,其实鬼子亦有分类,有些鬼子还真不错呢。

    战时在南京,汪精卫政府尽管听命于日本鬼子,但为了自保,政府官员由上至下几乎除了汪精卫和他老婆陈璧君以外,没有人不跟重庆的蒋介石政府有联系,军统头子戴笠甚至把秘密通讯电报机设在汪政权第三号人物周佛海的家里。这些所谓汉奸,其实是双面甚至三面间谍。他们既跟国民党联系,亦跟共产党挂钩,像在赌桌上买大小,所有的宝全押,力求万无一失。那时候的南京确为间谍之城,国民党、共产党、苏俄,全把间谍棋子布置得无孔不入。汪精卫的高级机要秘书李正文便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他负责整理汪政府会议记录,一式两份,一份送呈汪精卫,另一份秘密转交老共同志。汪精卫的日文秘书汪锦元亦是中共情报人员,他把汪精卫跟日本鬼子会谈时的媚谈仔细记下,汪精卫号称爱国,却对武士刀哈腰鞠躬,真让人替他难过。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西线军力紧张,须从远东地区调兵作战,却担心日本鬼子趁火打劫,乃透过共产国际指示延安中共中央,要求潜伏人员探知军情。汪锦元和李正文分别发功,三个月后,确认日军已暂停对苏作战准备。苏联马上松一口气,调整战略部署,从远东抽调二十个精锐师到西边追击纳粹德军,全力保卫莫斯科。

    苏联是搞情报的老祖宗,不仅有办法指使中国人,更有能力让日本人替其卖命。日军暂停攻苏的情报除由汪和李取得,也得到潜伏在东京的共产国际间谍证实。共产国际吸收了一些日本红色分子,以记者、教授、外交官等身份在东京和中国大陆做卧底。如尾崎秀实、中西功、西里龙夫,皆是文质彬彬的情报员,为了共产理想甘做“间谍”,只因共产革命无祖国,这是他们的信仰,赴汤蹈火,在所不计。

    西里龙夫是日本熊本县人,1926年入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书院其实是特务培训所,训练出一批又一批日本情报员。西里龙夫毕业后到日文报纸《上海日报》做记者,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人,亦见过鲁迅、胡也频、夏衍等,渐变左倾,跟几个日本同学组成“日支斗争同盟”,探究世界革命问题。1932年,西里龙夫返回东京,参加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曾被捕,翌年再到中国,在日本“同盟社”做上海总局记者,假装悔改,取得日军信赖,被委以情报搜集工作。但他“身在日营心在支”,经常把自己同胞的情报交给中共。跟西里龙夫同时做情报员的尚有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他1929年到东亚同文书院读书,亦变左倾,曾向日本海军士官生散发反战传单被捕,其后辗转到大连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任职。表面上做同胞的情报员,实际上是中共的情报员,屡建奇功,是延安眼中的“好鬼子”。

    1941年10月,共产国际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破获,连累潜伏在日本近卫首相身边的尾崎秀实被捕。他匆忙向南京组织发出电报,只写三字,“速西去”,示意西里龙夫和中西功赶快逃命。但两人正在搜集极关键的战争情报,不顾安危,坚守岗位。什么情报值得用命换取?是日本向英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情报。他们得知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正开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配合其他军队布防调动线索,判断日军必有行动,最早是12月1日,最迟是12月15日,有九成可能性在12月8日。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得了通报,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也被通知,蒋介石透过宋子文把消息告诉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可惜白宫没有重视。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12月8日,日军轰炸香港启德机场。历史突变。

    上得山多终遇虎,1942年6月,中西功在杭州被捕,同一天西里龙夫在南京被捕。他们被送回日本受审,皆判死刑,但拖了几年,尚未执行,日本投降,他们被释放,继续搞共产革命。前者在1947年以共产党员身份出选参议院得胜,后者投入农会运动。1973年,中西功死了。1987年,西里龙夫死了。战争革命俱往矣,只留下一堆历史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