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剥夺了农家子弟的读书权?


让我们生活在宪法里
谁剥夺了农家子弟的读书权?

宪法是共和国的基本大法,是全民的共识,
包括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共识:消除起点的不公平。



  最近,许小年教授在微博上感慨:“我有一个梦想,生活在我们的宪法里。在那里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选民决定官员的任免;在那里我有言论自由,不再为文章的内容和措词发愁。那里有九年义务教育,无论你是王子还是父辈打工;那里有人的尊严,只要手持《宪法》,就没有虎狼城管,暴力拆迁,命丧黄泉。”

  网友回复:“我也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孩子都能上起学,穷人都能看起病,百姓住每月77元的廉租房,工资增长11%,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9%,物价不涨,交通不堵,环境宜人,罪犯统统落马。”

  48年前,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谁有权剥夺中国农家子弟的读书权,尤其是上名校的权利?最近农家学子为何难上北大清华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统计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只占总人数的17%,而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生占到清华新生的40%。

  以上名校现象在各个重点中小学校亦有广泛体现。全社会必须考虑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假如贫穷剥夺了农村孩子上名校的权利,那么名校岂不成了城市某些群体的俱乐部?

  第二:如何让农家子弟不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高校如何实施到位助学贷款制度和开通“绿色通道”,让他们的求学之路更顺畅?

  第三:如何改善农村教育资源不断恶化的现状,从师资到教育设施?

  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5800万人!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到城市打工,广大农村正空洞化、荒芜化。农村留守儿童没有图书馆,没有文化活动中心,享受不到学习的氛围,感受不到社会的巨变,了解不到外面的世界的精彩,如何能够增长见识放眼世界?又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呢?

  北京40多万适龄流动儿童正为教育问题饱受煎熬。北京数百万外来务工者,是这座庞大城市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如何善待伴随这些人而来的40多万适龄流动儿童成为检验北京市政当局是否以“育人为本”的试金石。

  媒体质疑:北京能容60家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所民工学校?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为何以“控规”之名拿民工学校开刀?北京的尴尬也正是全国各大城市的尴尬。

  为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上海在2008年确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到2010年流动人口子女小学阶段7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初中阶段100%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剩余的全部纳入政府出资改造和提供办学成本补偿的合格民办学校就读。

  上海为全国城市作出了表率。事到如今,我们必须自问:究竟是谁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里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资源,而这些公共资源的投资流动人口也有份。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取得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的均衡。社会需要一次广泛的利益谈判,城里人需要作出某些利益让渡。

  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流动人口一直呈加速增长趋势:1982年537万,到2010年22143万。如果将没有户籍的暂住人口也纳入,则远不止这个数。城市是原住人口的城市,也是流动人口的城市,是暂住者的城市。因为后者对城市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善待流动人口尤其是农家子弟,不仅牵涉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开放,也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活力与未来。

  “育人为本”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共和国宪法的要求。宪法是共和国的基本大法,是全民的共识,包括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共识:消除起点的不公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国家要兑现承诺。美国是通过一次次平权运动才实现今天的中产社会的。打造中产社会,中国任重道远。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提醒说:要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打造中产社会。而中产群体如果没有广大农村精英和外来精英的加入,将是中国一个大问题。

  改革无不涉及体制创新。但在体制创新之前,落实宪法规定的权利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对当下中国而言,更好地落实宪法,激发民智,激活民力,才是最重要的改革。

(执笔/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