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让国家更好



“富跑跑”现象近年屡见报端。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 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有14%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而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中国富人首选的几大移民目的地国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让一部分人先移出去。移民移走的不仅是财富,更是对国家的信心。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痛批中国富人不管国家大局,没有起到先富的作用。更有学者提出须立法限制富人移民。但“富跑跑”的出现,虽是个人选择,却有社会成因。

移民群体最担心的是财富安全

  “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转为负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抚养比的触底反弹,曾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约27%的权重的人口红利因素正在消失。”(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经过30年高增长之后,中国劳动者创造了巨大财富,让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价格上升,中国经济发展势必进入一个低增长调整时期,原有的发展模式必须升级更新。怎么办?中国人勤奋能干,关键是需要一套制度激励他们。中国并不缺少企业家,也不缺管理人才,缺的是一套好的制度设计。

  移民群体除考虑海外生活条件外,最担心的是财富安全。他们深感国内有规矩、无规则。提高征税起征点只能是表面措施。政府要做的不只是减税,更须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财富在一个安全增长的轨道上,创业与创新,以及产业的升级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扶持民企“新36条”,不仅扶持,更在放开。民企是野生动物,野蛮生长,只要条件适合,他们就会蓬勃发展,就像当年的个体户,就像当年的乡镇企业,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创业潮,2000年的网络热……

  乔布斯和苹果帝国是美国精神的杰作:他无爹可拼,无关系可走,只有创业。然而创业在中国是一项高风险事业。有时风险不在创业之始,而在创业有成,被收编、被体制内。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不怕国企亏损,就怕国企盈利。一个垄断国企的暴利意味着千万个民企的灭亡。或者民企发展需依傍国企施舍。欲减少“傍傍族”,让更多人发挥创造力,造福社会,需下狠心拆除利益集团,下猛药治疗社会恶习,倡导独立人格。

  垄断没有出路,“傍傍族”没有出路,创新才有出路。

财富之外,社会需要良性发展和善意

  移民群体所离开的环境是,2010年,中国发生多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较10年前增3倍以上。大部分针对开发商侵占土地和地方官滥权。学界“良心”吴敬链再次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维稳的收益在短期,风险在未来;而改革的风险在当下,收益的实现却在远期。

  中国不要高增长、无发展;我们宁可国家低增长但有发展。国民经济向好,民心向好;民心向好,需要社会游戏规则向好。中华传统智慧告诫:由吉入凶只是一瞬间,逢凶化吉则要经历长期的努力。坚忍与持恒,需要一两代人为长期社会筑底。我们不奢望一次性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辛亥革命催生平等思想。运动不能带来民主。民主应从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开始做起。

  未来30年中国的一大主题无疑是平权与均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是分果果,不是和稀泥,而是一场涉及到各利益集团的权益调整。新游戏规则的建立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民间创业与创富机会才是根本。

  此外,让好人寒心的社会不是好社会。“小悦悦事件”后,有媒体打出标题:你爱,中国就不冷漠。

  其实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一颗中国心。这是民族情结。中华文化才是团结族群的坚韧纽带。朝代可以更替,唯文化生生不息。

不移民的年轻人如何看社会的未来?

  低增长时代来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称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期。其实高增长也可能是痛苦的增长(miserable growth),少数人受益,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外。低增长时期能做的就是调整与改革,到了当权者拿出执政智慧的时候了。

  媒体盘点十年间从人们嘴边消失的词汇:邻居、诗人、改革家……还有个叫理想的词,它被成功取代了。还有一个词,叫志气。

  年轻人即“苦逼的80后们”,应放下浮躁与抱怨,沉下心来,做点实事。任何社会都迟早是年轻人的。年轻人是什么,国家的未来就是什么。20世纪之前是时间的世纪,21世纪之后是空间的世纪。互联网普及之后尤其如此。所以,老辈人亦应明白,对受国际潮流陶冶的新世代来说,老的一套不管用了。

  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不少移民人士仍身在国内;即便身不在国内,心仍在国内。

  “国之命,在人心”,温家宝最近回南开中学感言。
  
  假如你还在这里,无论身在或心在,就只能想办法让这个国家好一点。不是吗?

(执笔/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