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男三号”有精神?


文/肖锋



老板们少买奢侈品,少陪官员喝大酒,多琢磨产品研发和企业升级。而这,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建设。


  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分子是“男二号”,企业家是“男三号”。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企业家还是显得很青涩。本刊专题《青涩的“男三号”》曾反映这种窘境。

  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学商,再到现在企业家被妖魔化,“男三号”总是处于中国社会身份的尴尬位置。
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解决身份焦虑问题,还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要有精神。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最稀缺的就是企业家精神。如何让企业家有精神?

要让企业家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国企老板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民企老板是替罪羊还是功臣,中国企业家一定要解决身份焦虑问题。
2003年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据当时在场的万科董事长王石记录:“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有五六位举手。”社会对企业家的评价,一个主要原因是权钱交易。

  如今自豪的说法是“站着就把钱挣了”。而民企代言人冯仑称,老板们最好的姿势是蹲着。

  横在老板头上三把刀:第一是索贿,第二是摊派,第三是招待搞关系。否则“潜规则”伺候。他们期盼一个日渐透明的中国、一个逐步完善竞争机制的市场。

  西方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

  尊为“老板”,却永远背负社会的骂名,于是,“男三号”们怀揣绿卡,脚底板抹油随时开溜。在西方新教伦理中,赚钱是天职,回报社会也是天职,构成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曾有个“儒商”的说法,徽商、晋商,亦商亦读,以义制利。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为何没商业伦理?首先要让他们有独立人格,因为他们不独立,永远是官场的附属物。

要给“野儿子”更多生存空间


  政协委员批税收弊病:加税时如刘翔 减税时像蜗牛。企业发展动力的核心问题就是税负。

  TCL老板李东生称去年企业利润16亿,交政府48亿。不少老板感叹近年来是在给政府和银行打工。去年财税收入占到GDP的比例是22%,十多年前这个比例是10%。假如政府财税高于经济成长,高于企业利润增长,那这个国家的竞争力何来?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税负水平不能简单类比。结构性减税首先要将整体税负水平降下来。中国还要解决政府和官员的关、卡、要问题。

  眼下的民企正处于夹缝中寻求生存的尴尬境地。2005年至今,国务院出台了加快民营资本发展的新旧36条,但国进民退的格局却愈演愈烈,央企、国企风光无限。一位民企人大代表称,“央企是国家‘亲儿子’,我们是‘野儿子’”,历陈当下民企所遭遇到的诸多不公正待遇。

  近30年来,民企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六成。开放垄断领域的本质是解决国家与人民争利的问题。中国经济要有活力,就要给“野儿子”更多生存空间。

要让企业家有百年愿景,而非短平快式的做大做强

  某地产大亨的爱马仕腰带照被网友疯传。两会代表提出开征奢侈税。其实我们应该反省的是中国为何缺失企业家精神。

  目前,中国奢侈品消费已占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中国也是全球豪华汽车购买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奢侈病关键在政府,政府只有以身作则,才能遏制奢靡浪费行为的蔓延。

  人人追求生命的价值实现,企业老板也一样。企业要基业长青,就要有长期愿景。目前企业追求短平快式的做大做强,捞一票就走,实质是缺乏百年愿景的气魄。富二代不愿接班,因为他们对企业的未来不看好。而台湾小吃店都会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传承。

  企业家是敏感群体,时代气息的敏锐把握者。如果企业经营环境走向衰势,他们只有拔腿走人了,企业家成了“弃业家”。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不能靠出卖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力,而是靠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少买奢侈品,少陪官员喝大酒,让老板多琢磨产品研发和企业升级。而这,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建设。(执笔/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