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大数据


 


或许作家和“大数据”并不是那么格格不入的概念,然而作家和格子间里的互联网创业家还是有区别的——读者非用户,作家时刻做好了罔顾他们、抛弃他们的准备。


    7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巴西看世界杯。

    说实话,我对比赛结果是失望的。并非因为我不喜欢冠军德国队,而是我不喜欢它背后所代表的东西。德国队的训练方式,是通过摄像头、传感器来捕捉队员的跑动速度、位置、防御范围、动作细节等,然后再进行后台分析,10分钟之内,11名队员可以产生700万个数据点。德国队在两年前,就和50名体育专业大学生组成的团队合作,专门分析南美球员的大量数据,因此把巴西踢得令人瞠目地惨败。德国队的胜利,是科技的胜利,或者用更时髦的说法——是“大数据”的胜利。

    而我所钟爱的足球,依然是孤胆英雄的虽败犹荣,是三岛由纪夫口中的“肉体改造”:是瘦小孱弱的身体经过千锤百炼变得健硕俊美,而不是如邪恶博士的精打细算。我开始想,写作,也是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的工作么?

    我始终觉得它是一项孤独、没有捷径的手工艺。当作家坐下来,面对着一个厚厚的摊开的空白记事本,自然而然地被本能驱动开始书写,你无法预测到你的读者是谁,是大学教授,是家庭妇女,还是小城青年。正如艾米莉·狄金森说自己的诗“是我写给世界的信,这世界从不曾回信给我”。后来,在香港书展上见到长篇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或多或少颠覆了我的想法。

    很早就看过《繁花》,觉得好,是近几年看到的少有佳作。大时代与大事,用小写的字号与繁复的笔画,被作者耐着性子写下。一个个饭局聚会仿佛永无止尽,猛然惊醒,才发现筵席已经将近终了。我断断续续地用了几个月读毕,情节已经连贯不起来,只剩下一股氤氲。作者可敬,他笔下的人物可爱。作者的目光如蛇,冷峻光滑,在人物身上溜溜地打个转,软绵绵地贴上又静悄悄地滑下,作者没有贪心地留下任何判断或者结论——这是最可贵的地方,如同旧时的小说家,贵在分寸,贵在不贪。

    我和金宇澄都参加了香港书展的作品朗诵会,于是在休息室里见到了他。他和照片上一样,长发,目光狡黠,比我想象中要高大一些。我问他:“《繁花》写了多长时间?”他的答案令我诧异:“半年的时间。”35万字,虽不是巨著可也不短。原来他当时把小说放在一个上海人的论坛上连载,读者不断催促他每天更新,掏心掏肺地表达对于人物的喜好憎恶。金宇澄说最初的时候每天更新几百字,后来,到了最疯狂的时候,每天不想上班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回家更新小说,一天写六千字。他说他特别能理解有的网络作家为什么会写死,因为处于极端的兴奋当中,每天写到能量枯竭,在键盘上吐出最后一口精气。

    对于他所透露的创作方式,我当真诧异——我原本以为他像曹雪芹一样,闭关十年,精打细磨,字字推敲,孤独至极,写到精彩处也只能按捺住狂喜,不知道百年后的读者能否领略到精妙。结果不是,竟然和《盗墓笔记》的创作过程有得一拼。在网络上连载小说,一则有人催促鞭策,二则可以随时收到读者意见,他们对情节发展的惊喜或者不满,促使着写作过程中的调整。如同现代企业的“微反馈”机制——产品作出一点调整,调查反馈,走三步退两步,再调。

    聊了几句,朗诵会开始。我看着金宇澄在台上朗读,忽然发觉,在我们所推崇的古典的文学年代,乔伊斯、托尔斯泰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地对着他们的朋友、读者与粉丝连载式地朗读作品,小心翼翼地搜集着反馈,和论坛里发帖连载直播毫无二致。或许作家和“大数据”并不是那么格格不入的概念,然而作家和格子间里的互联网创业家还是有区别的——读者非用户,作家时刻做好了罔顾他们、抛弃他们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