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言论的自由


 


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新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知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我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失语了呢?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您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而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说:我没看法。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王小波写过一篇《沉默的大多数》,文章近乎宣言似地写道:“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福柯说:话语即权力。“争夺话语权”成为所有媒体或个人的奋斗目标。人们开始热衷表态——在任何需要或者不被需要的时候,似乎谁不说话,谁就放弃了权力。

    我爸爸最爱看的一个电视节目,是家乡电视台制作的。主持人举着话筒满街乱窜地采访,问市民对本市某项措施的看法,或是某个集市是否该整治。市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皇而尴尬地应对镜头。这节目的自我标榜是“为民喉舌、听取民声”,然而经过各种编辑与剪辑的“言论自由”,其中自由的含量还不如沉默本身。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尤其是在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得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反应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被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它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上,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里同学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而每当我目睹有人在众目睽睽下声泪俱下,我想到的总是美国警匪片里的话——“你有权保持沉默……”,这权力多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