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深渊的人


 


孙仲旭微博中曾引用尼采的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也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会不会被痛苦击倒,在于是否能够排解。



    八月有一个残忍的尾巴,那就是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因为抑郁症,自杀离世。

    我读高中时,看到一篇译文,翻译的是伍迪·艾伦的短篇小说。伍迪·艾伦很难“中文化”,他笔下期期艾艾、神经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阅读经验里是陌生的,一不小心,就容易译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然而翻译者出色而优雅地完成了任务,我自此记住了“孙仲旭”这个名字。他去世之后,有人约我写纪念文章,我不愿写,因为私下和他并没有交情,仅仅凭他在微博上的只言片语而大做文章,推断他的痛苦,是极为不公平的。就像他逝世之后,网上的缅怀演变为集中控诉“翻译稿酬低”,这种不负责任的同情,是对逝者的贬低。然而,在所有对痛苦的解释里,“贫穷”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因此大家选择相信孙仲旭的离去与贫穷有关。

    我想起另一位因为抑郁症自杀的作家,他把怨懑与遗憾,寄托在别人的故事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美国天才作家,在任何介绍这个时代最好作家的榜单里,都会出现他的名字。我读过他的第一本小说《系统之帚》,内容和题目一样古怪。主人公是一位24岁的年轻女性,她担心自己只是一个存在于小说当中的人物,因此环绕的一切也如此不真实:从养老院逃跑的曾祖母、神经质的男友、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这不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不断变化的叙事方式加大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当我艰难地读毕之后,我就放弃了这个作家。直到2008年12月,看到华莱士在家中因为困扰多年的抑郁症自缢的消息,这个在我的记忆里淡去多年的作家,才再次出现。

    他未完成的遗作《苍白之王》,用将近六百页的内容讲述发生在美国国家税务局一个地方办事处的故事,主人公每天和大量表格、数据打交道。小说的核心便是“无聊”,而他的叙述方式里也贯彻了这一点,比如花了整整一个章节讲各种人如何翻纸:“克里斯翻过一页纸,霍华德翻过一页纸,阿纳德不小心一次翻过两页纸,于是他把其中一页翻了回去……”整整一章!他以恶作剧的方式挑战了读者,让我当时几欲愤怒地摔书。直到全书读毕,我才明白他的意图:他明明可以写“办公室的人翻了几页纸”,然而那样不会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记。他是让读者用阅读时的乏味、枯燥和痛苦,去感受主人公的乏味、枯燥和痛苦——他在用文学做大胆的实验。

    好的小说,让不安的人得到安慰,让舒适的人觉得不安。文学,通过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且准确地模拟出来,让现实生活中孤单受苦的人不再孤独。用华莱士的话去概括:“小说家,就是让人明白,身为人是他妈的什么滋味。”“搞文字的人容易抑郁”,这是大多数人轻率而粗鲁的结论,在他们的印象里,文字工作者是生来阴郁孤僻的,却不屑了解他们抑郁的原因。有太多受苦的声音,争先恐后地出现在文学家的脑海里,企图通过他的笔书写出来。身为书写者的自己,是人物的创作者,还是人物本身?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是受苦的人,还是施加痛苦的人?不再能区分。孙仲旭微博中曾引用尼采的话:“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也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会不会被痛苦击倒,在于是否能够排解。华莱士去世后,他的好朋友乔纳森·弗兰岑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在他去世前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露台上,他抽着烟,我眼睛一刻不离房子周围的蜂鸟,而他却可以不看一眼,我不禁为之悲伤。在他下午服药后小睡时,我则在为下一次出行研究厄瓜多尔的鸟类,我明白了,他的难以排解的苦恼与我的尚可排解的不满,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我可以在观鸟之乐中逃避自己,而他不行。”在大多数人看来,孙仲旭过着不失浪漫而理想的生活,在一个航运公司工作,业余从事文学翻译,不时远航非洲,十天半个月在大海上漂游,看到大多数城市人一辈子也看不到的繁星。然而他依然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大概因为,大多数人可以在凝视大海中逃避自己,而他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