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8 月21日，杭州。一公司鼓励员工带着孩子上班。（图/ 视觉中国）

阿姨40岁出头，留着黑色齐肩短发，穿着粉色的卫衣，看起来十分利落。见有人来，她主动站起来打招呼，笑起来时，圆圆的脸上双眼眯成一条缝，一眼看过去十分和蔼可亲。阿姨说话声音适中，斯文有条理，她说自己是广州本地人，孩子8岁，可以自己上下学，老公正常上班，无老人需要照顾。

毛毛对此很满意，让阿姨体检完即可来家上班。这是毛毛雇的第二个保姆。去年，第一位保姆在新冠阳性后，身体状况不断变差。彼时又逢年关，于是她向毛毛提前请辞，并表示年后也不再来广州。毛毛只好让原先的中介再推荐一名保姆，但中介以过年缺人为由，迟迟没有推荐。

毛毛多次与其协商无果，无奈之下，毛毛另找了一家中介，由这家中介引荐了第二位保姆。如今，和毛毛有类似经历的职场妈妈不在少数，她们不断寻找减压带娃的方法。除婴儿摇篮、陪睡玩具等带娃“神器”外，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挑选辅助带娃的人员。

与保姆的关系，因育儿而变得复杂

市场上的保姆年龄跨度很大，在30岁到60岁不等。与稍年长的保姆相比，年轻的保姆精力更加旺盛，但又因性格尚未磨平棱角，而常与雇主的沟通变得艰难。身为职场宝妈，在北京某体育品牌公司担任总监的刘淼表示，宝宝出生后才1年多，自己已换过8个保姆。

刘淼讲述了一段痛心且自责的经历。宝宝出生45天后的那个夜里，刘淼突然发现孩子发起了高烧，于是她喊醒老公，两人带着孩子急匆匆赶去医院。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按照规定，宝宝要去发热门诊，先做核酸检测，再抽血、拍CT，这让刘淼感到头皮发麻，“太恐怖了”。

经检查，宝宝得了尿路感染。基于女孩特殊的生理结构，加之发育不完整，这个病较为常见。但由于是小婴，医生要求住进ICU，并仅限一位家属陪同。尽管刘淼24小时不间断地照顾，但住院没几天，宝宝再次高烧，这次医生建议做腰椎穿刺，即从腰部穿刺进去取脑脊液。

刘淼签署同意书的时候，手都在抖。“我可以想象到，这对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多疼，她又不能打太多的麻药。”手术时，刘淼一直守在门口，她觉得度过了人生中最煎熬的40分钟。“很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但又看不见，只能听到她在里边儿哭，很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她。”

检查结果很正常，但医生表示，1岁之前没有特别好的干预方法，只能靠摄入预防量的消炎药来控制，以避免感染复发导致再次高烧。因此，刘淼每天晚上睡觉前给宝宝喂半袋抗生素。刘淼回忆，那段时间，她和老公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焦虑状态。刘淼还得了急性荨麻疹。

想到还要上班，刘淼认为自己急需一个保姆。她格外关注宝宝的日常护理——尿不湿要一尿一换，每天在固定时间去太阳底下晾屁股，尽可能接触空气，保持干爽。而这些要求，第一个保姆都能应付得来，刘淼对她很满意。

但这位保姆已近60岁，宝宝体重增长很快，阿姨逐渐觉得体力不支，腰部疼得厉害，于是跟刘淼请辞。因此，刘淼再次挑选保姆时，考量的重要因素就是精力。刘淼选的第二位保姆，30岁出头。但有一天，这位保姆突然给刘淼发微信说：“我不干了，我干不了了，我跟姥姥（刘淼母亲）大吵了一架。”

看到消息的刘淼非常震惊，因为妈妈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在刘淼的追问下，这位保姆开始了对母亲的控诉，同时不断强调上任雇主对自己有多好，怎么给自己过生日，送自己多少礼物。这让刘淼感到不适，她也迫切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刘淼打开了监控回放——保姆正在尿布台上给宝宝换纸尿裤，在一旁走过的母亲提醒说，这个棉垫不太干净，让保姆下次先垫上一个一次性隔尿垫。

话音未落，阿姨开始变得暴躁。她将孩子的尿不湿快速且随意一裹，将宝宝放回婴儿床里，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这种玻璃心与情绪极度不稳定的表现让刘淼感到害怕。于是在当天，她让保姆离开了。

2017 年9 月12 日，重庆。舞蹈老师杨西欧在孕期带领学员跳舞。（图/ 视觉中国）

对孩子的爱，让母亲变得谨慎

女性成为母亲之后，有时会变得多疑，尤其是面对即将靠近自己孩子的陌生人时。这也许是母亲的天性使然。毛毛对保姆的要求只有一点：保证宝宝的饮食丰富多样——一日三餐有肉有菜，辅以每天一个鸡蛋加一顿果泥，保证蛋白质与维生素的摄入即可。

因此，毛毛鲜少和保姆发生矛盾。但也有过一次冲突，她如今想来，仍心有余悸。那是在宝宝8个月大时，保姆跟毛毛表示想带宝宝出门玩。毛毛以为只是在小区里走走，于是同意了。结果出门后已两小时，保姆仍没有带宝宝回来，且电话、微信都没有回复。

毛毛既生气，又焦急。她给中介平台打电话，用接近咆哮的语气喊道： “这个人怎么找不到了？她去哪里了？我现在联系不上，她带着我的宝宝出去了。”几分钟后，保姆看到了消息，给毛毛发了一个视频，说自己正带孩子在逛超市，没有看手机。

她想为即将生日的侄女买个礼物，因此去了距离毛毛家有半小时路程的大型商场。当宝宝平安回来以后，毛毛渐渐恢复了平静，但还是严厉地跟保姆约定：“以后绝对不能单独带宝宝离开小区。”事实上，这种谨慎不是坏事。近些年，因过度摇晃导致婴儿颅内出血或喂食安眠药导致儿童意外死亡的案例时有发生。

宝妈们如惊弓之鸟，与保姆之间的信任亦变得格外脆弱。身为律师的宝妈Annie，目前宝宝将近1岁。从Annie离开月子中心的倒数第三天起，宝宝的主照料者就是一直服务至今的住家保姆。尽管已经非常信任保姆，但在保姆带宝宝出门时，Annie仍会安排至少一位家人陪同。

“律师职业本质来说，是风险把控。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说毫无风险，但我要把风险把控在一个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如果外出时宝宝因保姆一些不可控行为导致丢失或受伤，我是不能接受的。”除了安排家人陪同，Annie也会在家里特定区域设置监控。

但她会提前告知保姆监控区域范围并征得其同意。对此，保姆并无不满，甚至会主动要求设置监控区域，因为在她看来，安装监控已经是保姆市场里比较通行的方式，有的平台还会自带监控，作为对保姆、雇主的双向保护，以避免发生问题时无理可循。

刘淼在“踩雷”七八次后，终于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保姆。然而接受采访时，她的语气听起来更多是无奈与妥协。她表示，这个群体良莠不齐，能遇上一个有责任心、好相处且有契约精神的保姆，全凭运气。

“经历了这么多，就该明白——她并不能帮你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角色，能保证孩子的吃喝拉撒跟安全，就很了不起了。至于简历上写什么心灵沟通，什么早教启蒙，这都不重要。”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多元妈妈，遇上的难题很多

如今的女性，常以“多元妈妈”的身份出现——既要拥有独立人格，又要在职场中实现价值，还不能缺席孩子的成长、缺席家庭的位置。但一个人的精力始终有限，要想实现母亲与女性身份的不完全割裂，如何在工作中减压带娃是职场宝妈时刻思考的问题。

Annie从未想过全职带娃。她认为，与外界隔绝会导致自身价值感缺失，夫妻关系也会失衡。因此，在产假即将结束的一个月前，她就给宝宝的日常流程进行了一个SOP梳理，并交代给保姆，以保证自己上班后，宝宝依然能获得均衡的饮食与规律的作息。

她也给自己列了一个复工清单——查看既往邮件，让自己能够跟上事项进度；做面部美容与SPA，恢复形象管理；拍摄一张职业照，增强心理暗示，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回归职场。这些准备十分奏效，尽管带着母亲身份回归，但Annie短时间内快速适应了忙碌的工作，这让她避免了许多担心职场价值减损的焦虑境况。

忙碌和快节奏的工作，让她更没机会表现出“妈里妈气”，“律师工作中极少涉及性别角色，更别说母亲这种身份”。刘淼表示，“公司里配置的母婴室给予自己作为职场妈妈最大的体面”。但Annie的公司里没有母婴室，一个封闭的办公室就是她的临时哺乳室。

事情紧急的时候，她甚至会一边用吸奶器吸奶，一边开电话会议，她并不觉得狼狈与窘迫，只想尽快将工作往前赶。有娃之后，她调整了工作节奏，会尽量7点到家，将加班安排在宝宝入睡后。进行约半小时的亲子时间后，她会准时在晚上7点30分开始哄睡。

Annie很享受宝宝在自己怀里入睡的时刻，“我希望他每晚睡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都是妈妈”。当宝宝入睡后，Annie会让保姆将孩子抱回房间由其照顾，自己则继续进入加班状态来处理职场工作。“这样我能够有一个相对好的睡眠质量，以保证第二天的精力。”

刘淼减压带娃的方法则是拒绝舆论PUA。她提到，许多宝妈讲究“7×24小时”看孩子，为的是亲眼见证宝宝的每一个“第一次”——第一次笑出声、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叫“妈妈”，否则就会感到对孩子亏欠；她们追求必须纯母乳喂养的极致状态，且将断奶看作是断了与孩子之间的“亲密连接”……刘淼认为，这是社会层面上的消极暗示，给宝妈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我不否认母乳比奶粉好，但是没必要过度渲染。”目前，政策导向都在提倡生育，部分地区还放宽生育登记制度，但Annie认为，想要真正提升女性生育的意愿，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推动，为女性营造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

Annie发现，许多母婴室的门口，总是会有一个标注——“仅限女性与婴幼儿进入”，这或许存在母婴室与哺乳室的功能混淆。严格意义上来说，母婴室与哺乳室有很大不同，前者不限制性别，主要功能是方便人们给婴儿进行护理，而后者将范围限定为女性，主要功能为哺乳。

但在国内，极少将两者分开。这就导致母亲必须承担起在母婴室内的全部护理内容。Annie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女性的母职功能。“其实有些父亲是愿意去的。要想真正达到促进生育的目的，应该呼吁更多人与女性一起承担养育过程。当养育孩子不再被归为天然母职，女性才有更多勇气去接受生育之痛与养育之困。”Annie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