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用一生的等待,呵护这短暂的光亮吗?”——野坂昭如《萤火虫之墓》
“星星落在山上,就变成了萤火虫。”寻萤人付新华的比喻,听起来很美。
走进湖北大耒山在建的国内首家萤火虫保育区,进入不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为了不惊扰这种小生灵,我们关闭了手机屏幕。可是立秋天气,又逢空山新雨,我担心今晚是见不着了。
好在很幸运。天空星斗稀疏,河流声在静夜里显得格外湍急,一侧轮廓模糊的山壁上出现了点点黄光,这些没有飞行能力的幼虫栖身草丛,像散落的碎钻。
惊喜不止于此,在狭路的前方,流萤飞舞,教人如坠梦境。
我从不知道萤火虫的光点可以这么大而且亮,像一盏盏小灯笼;如果它们飞得再高一些,点缀在暗黑天幕,萤火和星光,恐怕真难以区别。
“这叫端黑萤,是发光较亮的熠萤属的一种。这群快频的,哒哒哒闪光;那边那只慢的,哒闪一下,停一二三再闪一下。”在付新华指点下,我得以分辨两种闪光频率不同的萤火虫——以0.5秒间隔明灭的“急性子”,以及闪1秒停3秒的“娘娘腔”。“飞在空中的都是雄虫,它们在向地上的雌虫发出求爱信息。”
美景其实稍纵即逝,这些雄虫一周后就会死去。萤火虫在不同阶段都会发光,光是它们的语言:幼虫发光是对天敌的警告,而成虫发光求偶,也意味着短暂生命之火即将耗尽。
“虫儿飞,花儿睡,一双又一对才美”——人类在歌谣里赞美萤火虫,却在现实中将其驱逐,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寻找爱人的信号被城市泛滥的光污染干扰;即使躲在深山,这些益虫也可能遭到农人捕捉——各地萤火虫公园利益链撒下了天罗地网,成虫来不及繁殖便被捉走,在运输途中加速死亡。
付新华为此心痛。关注萤火虫15年后,这位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的副教授,从寻萤人转向守望者。在他眼中,萤火虫是人类丢失的另一个自己,“人们害羞、敏感、深裹在黑暗之中的小小灵魂”。
追寻萤火虫的光亮,仿佛那光亮召唤着他。
见到付新华当天,网络上对萤火虫公园的争论正沸沸扬扬,几日前长沙环保人士发出公开信《我不去萤火虫坟墓》,当地一家主题公园关停。但这位“中国萤火虫保护第一人”并未因此乐观。
两个月前,他受邀上《天天向上》,带着实验室培育的萤火虫,引来汪涵和欧弟的惊叹。节目播出后有学生找到他表示对萤火虫的好奇——可也仅限于好奇。“三分钟热度容易,持久关注太难。”付新华叹气。
他是青岛人,北方能看到萤火虫已是父辈童年的事,对于1978年出生的付新华,这种昆虫只是来自《十万个为什么》的空洞概念。
但有一种缘分,是留给“相逢恨晚”的。22岁那年他到武汉读研,这名昆虫学新生第一次在草丛见到萤火虫。那发出绿色幽光的幼虫形态丑陋,与“囊萤映雪”、“罗扇扑萤”等美丽典故大相径庭。他却“一见钟情”,从此如痴如醉。
“这天无意中的发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付新华决定研究萤火虫,但这一课题当时在国内完全空白,没有中文文献可考,他只能自己摸索,边泡网吧用yahoo搜索外文资料,边在武汉周边寻找萤火虫,小心翼翼带回样本,央求实验室管理员接收,对方最初的反应是——“这虫子咬不咬人?”
全世界已发现的萤火虫有2000多种,中国大陆却无人做分类,他立志“去搜集全国各种萤火虫”。2005年博士毕业留校,付新华开始去更远的地方寻找萤火虫。
这是一条孤独道路,第一个绘地图的人,唯有用脚去丈量。他通过谷歌地图先筛选多山、湿润的环境,判断可能性,再动身前行,到了当地向村民打听。
2006年盛夏,他在峨眉山去往金顶的盘山路走了20公里,一无所获,“正欲放弃,忽见萤火光带,延绵数百里,如天际银河般浩淼”。那“此生最美丽”的场景让他深受震撼,激动得跪了下去。
这15年来,付新华踏足湖北、江苏、四川、海南、云南……从一开始借来的傻瓜相机,到后来包括单反、GPS、温度测量仪甚至吸蛇毒器等重达50斤的装备。野外工作凶险,他也害怕,老觉得黑暗中有人追,跌过水塘,遇过剧毒的银环蛇,万幸没被咬,“一哥们最近就被咬了,幸亏当地有血清”;野外工作更苦闷,失望多于收获,他苦中作乐,号召一干朋友,有追踪昆虫的、研究植物的、保护猫科动物的,交流“野外工作囧事”。“在野外上厕所没带纸,用树叶很正常,一哥们有次拉完了,才发觉在针叶林……”这是真事,不是段子。
所有的恐惧和劳累,对于付新华,都不敌萤火虫的吸引力。他观察、记录,还发现、命名了几个新种类。他欣赏萤火之美,有的激昂,有的温柔,“穹宇萤聚集在叶片上,不怎么飞,我却觉得它最美。三叶虫萤飞得缓慢,但它们成群结队出现,也很漂亮”。
不同的萤火虫品种、走过的不同地方,在他看来各具魅力,比如西双版纳5月间的黄宽缘萤,一闪一闪非常亮,那里的萤火虫环境是载满花果的植物园,而大耒山是山路、竹林、稻田,这些因人而异的美感,非亲身体验难以形容。
我们不去萤火虫的坟墓,要去就去它的家乡。
“我以前也是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对萤火虫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圈在大自然,不让人接触——但是这可能吗?不要忽略了人性,到处都是人的地盘。”付新华赤着脚坐在一张矮椅子上,背后是大耒山所属的硚口村村委会,以及“湖北咸宁星落山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的挂牌。每周他从武汉来一趟,单程两个多小时。
从他口中的“极端环保主义者”,到接受“适度商业”,付新华的转变发生在2012年,他接受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帮助,设立国内第一个萤火虫保护组织。
那之前他时常孤独、深感无力——许多他曾经发现萤火虫的地方,隔一两年再去,物是人非,萤光不再。“我很失落,心痛,就像自己的孩子走失了,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却无法召回他们。”
这种生命太脆弱,尽管在漫长时期进化出对抗自然天敌的能力,却对人类完全不设防。而它们又不会迁徙,一旦环境被污染,只能坐以待毙。“有些地方还没来得及去,或者去的时间不对、没来得及找到,那个区域的萤火虫就灭绝了。”付新华说,敏感的萤火虫是生态指示物种,在哪里消失,就表示生态恶化。
两年前一次田野调研,他来到大耒山,沿着萤火照亮的小路走到群山环绕的硚口村。这是一个只有170多户人家,因为偏僻、贫穷而保留了原始生态的小村庄,“很像日本里山,人与自然和谐”。
去年,为了对抗城市萤火虫买卖现象,付新华组织武汉市民到大耒山观萤,参加的多是孩子和家长,他希望从儿童开始普及萤火虫保护观念,“不去萤火虫的坟墓,要看就来它们的家乡”。消息被地方报纸刊登,通山县旅游局随后找他谈合作。
“他们想做旅游项目,我们想做萤火虫保护区。”付新华愿意相信二者并不矛盾,这些年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没有巨大财力、精力,不可能实现对萤火虫的长期保护。
其中,比养殖萤火虫难得多的是修复环境和生态链。这个70后学者用一种理想主义和创业激情交织的心态,筹划着打造一个“生态旅游区”标杆。现在,付新华将“模式”、“项目”和“干点实事”挂在嘴边。他提倡垃圾分类,这对贫困的硚口村略显超前,不过筹款清理了8公里溪流中积累10年的垃圾后,他发现“政府也跟着行动了”。
8月12日,在村委会拨给付新华团队的办公室,我旁观了一场谈判,一位据说考虑投资的地产老板,表达了对各地萤火虫公园冲击下的担心。他似乎对萤火虫兴趣有限,提出:“有没有可能投放一批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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