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整理收纳师梶谷阳子正在整理自己的家。（图/ 由被访者提供）

故事或许可以从一位捡废纸的韩国老人讲起。

这位老人因痼疾恶化就医，最后在住院接受治疗时死亡。

她生前住在一个半地下的房子里，生活不算富裕。

尽管房间里的家具很少，但书架上却布满了书。

当遗物整理师金玺别第一次走进这个房子时，他的心里被激起一阵温暖的涟漪。

同天下午，老人生前的好友来拿遗物。

金玺别一问才知道，原来老人已经预料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很早就安排好了遗物的归属——电饭锅和厚夹克送给隔壁的奶奶，洗衣机交给这位好友，冰箱交给同样收废纸的爷爷。

她并不是说“我死了以后，可以用的东西就随意拿走”，而是贴心地将每一件东西都安排给了每一个人。

这让金玺别十分触动，他表示：“从她生前对这些物品的安置，就可以看出她有多热爱生活。”

因此，他将这个故事记录在了自传书《我是遗物整理师》中。

是遗物整理师，也是陪伴者、倾听者和引导者

金玺别的这本《我是遗物整理师》让更多人知道了“遗物整理”的概念。

据整理收纳师木棉介绍，大约在2015年，中国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职整理收纳师。

中国人向来忌讳谈论死亡，因此遗物整理在中国目前只是作为整理收纳中一个极其细微的分支出现。

截至目前，中国接触过遗物整理业务的整理收纳师寥寥无几，而听说过遗物整理的人仍是少数。

2016年，木棉成为一名全职整理收纳师。

两年后，她接触到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遗物整理案例。

那天，她如往常一样去委托人家里做全屋整理，对方是一位近40岁的女士。

前期的整理过程比较顺利，但当木棉走进一个类似储物间的房间时，眼前的一幕让她震惊——整个房间满是灰尘，桌上摆着很多零碎的、过期的日用品，衣柜里堆积着发霉的衣服，抽屉里的陈旧笔记本纸页发黄，上面的字迹都已模糊……就在她内心充满疑惑时，这位女士情绪开始变得低落，支支吾吾对她表示：“我……不知道要不要清理。”她告诉木棉，这原本是父母的房间，这里摆放的也都是母亲的物品。

她9岁时，母亲突发车祸去世，沉浸在悲伤之中的父亲搬到了隔壁房间。

父女俩不知该如何整理家中母亲的遗物，就把它们一股脑都放进了这个房间，越放越多，这里也就变成了储物间。

这位女士也想过进行整理，但始终没能跟父亲开口。

她明白，这些满是母亲痕迹的物品，早已成为她与父亲的沉重心结，在心底的角落静默着、深藏着，谁也不敢轻易揭开。

因此，母亲走后，她生前的物品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了近30年。

这让木棉认识到，遗物整理和日常家居整理不同，遗物整理不应只停留在让原本淤堵的空间得到释放、回归空间原有收纳功能的层面上。

遗物整理师，更应成为一个陪伴者、倾听者和引导者，通过整理遗物，让这些委托人把因亲人离世而产生的悲痛情绪宣泄出来，继续好好活着。

于是，木棉询问这对委托人父女是否要一起整理逝者遗物。

在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木棉陪着他们开始整理，整个过程如对逝者进行的一个迟来的、缓慢的、自然的告别仪式。

最终，这对父女留下了一些几乎要腐烂但有逝者笔迹的账本、相片，她穿过的有代表性的衣服，比如结婚时带有喜字的围巾以及针织的毛衣、鞋子，“而其他已经发霉或坏了的物品，则按照中国对于遗物的既有处理方式——舍弃或焚烧”。

整理遗物，也是整理生者与逝者之间的关系

在日本，情况有些不同。

日本国民并不忌讳死亡，多数较为完好的逝者物品，会被家人送往二手市场转卖或通过捐赠方式让其重新实现使用价值。

正因如此，日本也成为遗物整理师最早发展为成熟职业的国家。

著有《整理收纳，让家越住越大》的日本整理收纳师梶谷阳子表示：“在日本，遗物整理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与中国目前遗物整理情况相似，遗物整理作为正常家居整理的一个分支，逝者家人往往只会委托一位整理收纳师进行上门服务；而第二种，则涉及独居老人去世、年轻人自杀甚至刑事案件等非自然死亡现场。

根据日本法律规定，非自然死亡现场需出现法医、警察、价格鉴定师以及清扫现场的特殊清洁人员等，由于人数众多，逝者家人往往会选择整理公司提供的服务。”梶谷阳子目前所接触的工作类型，都属于第一种。

早在10年前，梶谷阳子就接触到了遗物整理业务。

遗物整理，所占比重为她所有整理收纳工作的70%。在她看来，找自己进行遗物整理的人，常常如木棉的委托人一样，望着逝者物品，睹物思人，总是沉浸在悲伤之中，不知如何面对和整理它们。

2018年，她接到一对老年夫妇的委托，进行全屋整理。第一次上门时，她感觉这个房子里还生活着一位更加年迈的老者，因为洗手间的假牙、客厅里随便挂起的衣物以及玄关鞋柜里许多快要发霉的旧鞋，都明显不属于这对夫妇。一番交谈后，梶谷阳子得知，这些都是男主人母亲的物品。

2018年，这位90岁的老人因病去世，但这对夫妇与老人感情特别好，无法面对她的离世，因此将这些物品保持原状，就仿佛“母亲还在和我们一起生活着”。

看着房子里如此多的逝者物品，梶谷阳子推测，这对夫妇在这里生活得并不舒适。

她同时明白，在日本，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对“扔掉”一词很抵触。

因此，为了让这对夫妇能下定决心整理，梶谷阳子与他们沟通：“天上的母亲说不定会觉得是因为她的生前物品，二位的居住空间才变得拥挤。

我们不妨一起进行整理吧。留下想要作为纪念的物品，其他状态好的物品也可以通过二手市场转卖或者捐赠。”

也许是被梶谷阳子的话触动了，这对夫妇表示“愿意尝试”。

刚开始的整理还算顺利，但当整理到衣橱的时候，这对夫妇望着老人生前的这些衣服，再次陷入踌躇，他们不断拿起又放下，始终无法决定它们的去留。

这也让原本有条不紊的整理，变得缓慢。

突然，梶谷阳子不经意间在衣橱下方的抽屉里，发现了老人生前的一本日记，里面有她对自己90岁的年迈身体的记录，比如“今天无法走动”或“无法站立了”。

日记里还有日常生活片段的记录，比如儿子今天给她买了什么食品、儿媳给她剪了指甲等，言语间满是对儿子儿媳的感谢之情。

另外，日记里还有一句让这对夫妇以及梶谷阳子最为感动的话：“我非常爱我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我希望能在这个房子里走到生命的终点。”

这对夫妇的整理欲望，也因为老人的这句话变得强烈。

他们告诉梶谷阳子：“请老师帮助我们尽快整理吧，我们绝对不能让母亲如此喜欢的房子变得杂乱。”

于是，他们的整理速度又恢复如初。最后，这对夫妇留下了老人房间里的全部家具以及那本日记，并将这个房间当作读日记的场所。

此外，他们还留下了老人生前的几件衣服以及一些首饰。对于老人收藏的大量陶瓷碗碟和书籍，他们秉承其遗愿，将它们卖到二手市场或捐赠他人。

几个月后，梶谷阳子再次收到这对夫妇的邮件，对方表示：“我们夫妻很喜欢在这个房间读母亲的日记本，感谢您让这里变得如此干净、整洁。”

梶谷阳子对《新周刊》表示：“我之所以将它看作最珍贵的故事，不仅是因为这对夫妇和我父母年龄相仿，更是我见识过这对夫妇在整理收纳前后的精神变化——从无法接受母亲已逝的现实而愁容满面、面对逝者物品手足无措，到能坦然接受逝者离去的现实，且能在那个房间里回忆母亲，并变得开朗健谈。这些变化让我深深感受到整理收纳是如何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家庭的，就如同那本日记，物品其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

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剧照。如同宇宙的真相是四季轮回，人的生命也存在周期，“死亡”不是通过减少谈论就可以避免发生的。

那些深爱与不舍、冷漠与失望

整理、挑选和保存遗物确实可以让逝者以另一种方式永存，生者也可以通过与遗物互动的方式，继续维持与逝者的关系。

但通过遗物整理，我们能否真正重新认识死亡？在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死亡这一话题始终讳莫如深。

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随着生死教育（life and death education）的普及，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已经越来越开放。

在美国，三分之一的葬礼是人们在生前就预先安排并支付费用的；而在日本，那种带着欢笑和祝福的告别式，也不再只是电影里才有的桥段。

关于“我们需要遗物整理业务吗？”这一问题，梶谷阳子的回答是，“起码在日本是需要的”。

但她同样表示，在日本进行遗物整理是昂贵的，比如那对夫妇的整理过程——她平均每周上门一次，每次6个小时，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年，整个费用换算成人民币约6万元。

因此，“与其在遗物整理上花费这么多钱，不如在生前就学习如何做好整理收纳，以及在临终前意识尚清醒时，及时与家人做好关于后事的沟通” 。

如同金玺别在《我是遗物整理师》一书中提到的，通过遗物整理，他认识到了复杂而又多面的人性与情感——深爱、不舍，或者冷漠、失望。

木棉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还记得，一位男性委托人的父亲是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老师，作为儿子，他在父亲去世后，却选择丢掉这些在外人眼里很有价值的书法作品。

他表示，尽管父亲在书法界有所成就，但在自己的记忆中，“父亲性格孤僻、不爱与人交流，更缺乏对自己与母亲的关爱” 。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故事。2012年，梦姐的丈夫因癌症在短时间内离世，未能留下任何遗嘱，这也导致他离世后的8年内，家族成员之间多次因财产问题爆发强烈争吵。

经受巨大丧夫之痛的梦姐，还要掩藏悲伤面对种种纠纷与官司，这让她苦不堪言。

她跟木棉讲述时一度落泪：“他是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了，可是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给我。”

这些都让木棉认识到“生前整理”的重要性，她认为，如同宇宙的真相是四季轮回、花开花落，人的生命也存在周期，“死亡”不是通过减少谈论就可以避免发生的。

“相反，我们应该从中寻找新的积极的认知——认识到生命无常，提前做好一份整理规划，包括我们在世时该如何处理与亲人的关系，这才是靠近死亡的意义。”木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