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韩红。（图/I C）

近30年来，人们在韩红姓名前加上各种前缀，譬如歌手、音乐人、公益志愿者、主持人、国家一级演员，创作过管弦乐、音乐剧和钢琴套曲的作曲家……但她觉得，人无法被某个单一前缀定义，如果一定要给她加一个，“音乐人比较好”。

作为音乐人，韩红不曾参与“命题作文”，直到完成《满江红》的电影配乐工作，她才发现“我自己其实是可以被规范的，也就是说，我还是有这个能力去完成命题作文的”。

“你较劲，我也较劲”

韩红和张艺谋的首次合作，要追溯到2008年北京残奥会期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块儿”为主题曲而忙碌。此后多年，这对老朋友平时很少联系，偶尔见面，韩红会“嬉皮笑脸”地用张艺谋家乡的陕西话喊“张师”，逗得他频频发笑。

没想到，担负起《满江红》的电影配乐工作后，张艺谋对她就像“变了个人”，他非但变得严肃，还开始不断“质疑”她。

起初，两人将目光瞄准“豫剧+摇滚”的配乐组合，也制作出了相应的编曲小样。只可惜，这一组合的呈现效果没能令他们满意。经过尝试与探讨，他们决定转变配乐思路。

韩红发现，张艺谋的电影配乐都是优秀的海内外大师作品，风格大多典雅、稳重，因此她更加希望做一些大胆的、不同以往的突破。基于影片的故事背景，她决定将豫剧与不同类型的音乐结合起来，制订出一套配乐计划。

于是，疑惑的张艺谋听到韩红说：“我要用电音。”“电子音乐不行吧？”张艺谋问道。“肯定行。”她之所以如此坚定，原因之一是她在这次合作中有一点“小私心”：她想给张艺谋“破破冰”。

根据计划，韩红组建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音乐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不到35岁，最年轻的是00后。“这是一个全新的团队，我把一批年轻人兜在了一起。”

这些人如初生牛犊却目标明确：做电影就是要为电影服务，为电影负责，必须要按照导演的要求，绝对不能自我。然后，他们共同进步，用“共享方式”发挥各自所长，将戏曲、民乐、电子音乐、民族器乐、打击乐融合起来，人人都有自己的编曲。

从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具象的情节，到无形的旋律和音乐，作曲者对人物的理解、对电影的把握和判断能力、对乐器的了解，在配乐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认为张大是这样的，孙均是那样的……我认为在最后那个地方，所有英雄在一起，就应该是不忿的、具有英雄气概的唢呐吹起来，唢呐音色悲凉又高昂，很符合情景。”韩红转过脸，抬起手，吹响看不见的唢呐。

在电影配乐的创作过程中，整组人时常奋战至深夜，有几次更是忙到清晨。据韩红估算，他们一共交出90多段音乐，废掉27段。没交出去的被废掉的乐段更是不计其数，“一小节一小节地废，一段一段地废，一首一首地废”。

相较音乐组“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实时沟通，韩红跟张艺谋的沟通方式则显得更为传统而浪漫：“我俩写信，从2022年5月7日开始，一直写到12月。”

尽管大部分沟通都依托于这些打印在A4纸上的信件，但两人当面沟通的氛围依旧生动鲜活。张艺谋的笑容尤令韩红难忘，在她以“像一个有点坏的小男孩”来描述时，自身孩子气的一面也袒露无遗。

这次跟张艺谋合作，对方坚持，她也坚持；对方越是“打击”她，她越是不服，“你较劲，我也较劲”。她甚至因为追求配乐播放效果，而给导演组特意准备了一套音响设备。

“会被一些情感击中和感动”

回过头看，韩红觉得电影配乐作曲并不简单，“要受约束，受人家‘打击’，然后还不能将自己音乐上的锋芒露出去，要收敛，因为它不能个人化”。

有人用“叛逆”定义韩红的锋芒，她年轻时戴墨镜敲鼓的老照片被他们当成佐证。但只有少数人知道，当年她其实是女子摇滚团体“感觉”的主唱兼吉他手，后来乐队因故解散，她与队友们的“摇滚之路”逐渐隐没。

回看韩红的音乐生涯，真正帮她打响名号的是2001年发表的《青藏高原》，这首歌不仅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高音挑战热潮，更成为许多民间实力唱将的保留曲目。4年后，她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一首同样关于西藏的歌《天路》，彻彻底底地家喻户晓。

也许正是这两首代表作的主题，以及韩红昌都藏族人的身份，令很多人视她为民族歌手。可实际上，她大学时主修美声唱法，毕业后唱的是流行歌。她认为音乐是开放的，自己不太适合被划为某一类歌手。

“因为我唱的歌里面涵盖了大量的美声的东西，比如我唱的《绒花》《九儿》，其实这些都有一定的美声唱法的基础。”除了美声和流行音乐，韩红还喜欢嘻哈、电音，等等，“在音乐上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去年生日前，韩红举办了自己的首场线上演唱会，这也是她时隔多年再次举办个唱。排练阶段，熟悉的红色话筒就在嘴边，她却唱得不那么自如，因为太孤独。乐队离她很远，声音离她很远，她独自站在舞台中央，面前也没有观众。

“太糟了，真的。我不适合开线上演唱会。”排练暂告一段落，韩红弯下腰对走上前来的同事说。她虽淡淡地笑着，但仍显得不安。

能够依靠上天给予的“一定的音乐天赋”安身立命，“然后还是自由的”，令韩红觉得“很幸运”。（图/ 由被访者提供）

在休息室，拍档李延亮告诉韩红，在开场时营造孤独感正是导演的用意。“我不知道啊。”她趴在沙发上，因腰伤而有点力不从心。李延亮关切地站在一旁，打气说：“能量流动出去就是爱，能量堵在心里就是情绪。”

正式演出当晚，韩红唱了十几首歌，稳定的发挥一如既往。尾声时，她泪眼婆娑地用半念白方式唱道：“谢谢你们，不曾认识却又爱着老韩。”这是《老韩》的一句歌词，整首歌为即兴创作，“喝醉了写的，想到哪就唱到哪，旋律和歌词是一气呵成出来的”。

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称韩红为“老韩”，相较“老师”“姐”等尊称，她觉得这么叫“最舒服”。“你想，如果一个小孩子叫‘老韩’，不是更有趣吗？”

这么多年，韩红习惯了一个人疏解情绪，怀里有琴，面前有酒，有时候一唱就是一晚上，落泪也是寻常。在她去年发表的专辑《人间剧场》里，即兴占比约九成，其中不乏“如果生活以痛吻我，我只报以一首歌”的表达。

能够依靠上天给予的“一定的音乐天赋”安身立命，“然后还是自由的”，令韩红觉得“很幸运”。今年，她的全国巡演已提上日程，如果再有机会唱《老韩》，她觉得自己应当能够平静地完成。

音乐作为一种文艺体裁，同样是创作者和演绎者“自我”的载体，一旦接受这个设定，便不难看清韩红气势磅礴背后的脉脉温情。严肃、欣悦、忧伤都是她的表情，用“泪点低”来形容她也可以。

韩红认为自己是个敏感细腻的人，“从小是奶奶把我带大，所以感情比较容易被冲击”，而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也使她“会被一些情感击中和感动”。

军人不是“流血不流泪”的钢铁之躯吗？但她觉得：“那是你们只看到了一部分，中国军人也有流泪的，只是他在别人面前不表现出来。”

“现在是我人生当中最自在的时候”

韩红十几岁入伍，价值观和世界观在部队定型，责任感从那时起扎根于心。现在，这份责任感主要有两重：对待音乐，用艺术的方式呈现自己想表达的，她坚信文艺工作者“应该有态度”；对待公益，去到任何需要自己帮助的地方。

责任感太重的一个结果是累。韩红毫不避讳地承认，她曾经因为太累而“试图逃避过”，想着别看那么仔细，是不是就能歇一歇。“但做不到。当你看到有很多人需要你帮助，你闭上眼睛就是他们。”她真的放不下。

“为什么为公益倾尽全力？”这个问题，韩红很少明确地正面作答。但这一次，她直接给出答案：“你也别问我为什么，我做公益没有为什么，没有理由，没有缘由。我认为这样才更接近天意，这样才更是天想要让我做的。”

巴金笔下的高觉民在感到“一种准备战斗的心情”与“一种责任心”时，“仿佛看见一条路，他觉得应该找一条路”。对韩红来说，做公益就是这样一条路，哪怕沿途荆棘密布、身后谩骂追击。

许多人以为韩红走到了逆境，于是用沉默乃至消失换一时的相安无事。她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想，更知道自己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因为“公益这件事不是靠嘴巴说的，是要靠行动，做了才能被人看见，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刀枪伤身，语言伤心，一句恶毒的话足使人完全绝望。”木心这行字并未印证在韩红身上，或许得益于她内心的强大，又或许是她选择了无视那些谩骂，总之，她不觉得自己这几年不顺，“人得知足啊”。

可难免有人用“淡出”定义她较少现身公开场合的状态，而她觉得自己不算某个圈子的人，所以谈不上“淡出或回归”。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觉得我想写音乐、想表达的时候就会写出来。”一切浮华的热闹于韩红而言“都无所谓”，她这辈子能“和音乐在一起，和公益在一起”就很幸福。

不过，近年出镜少是个事实。“我有6年没有接受访问，你说为什么，那我就告诉你，因为长大了。长大了就想做个‘哑巴’，就想用眼睛去观察、去发现，我觉得就足够了。”

韩红观察到“人不能没有梦想，但也不能空想”，观察到“欲望和现实的较量”。她也观察到自己的变化，并庆幸自己“一直保持着一颗‘幼年’的心”。她不喜欢过去的韩红，“你要是现在问我愿不愿意跟过去那个韩红交朋友，我告诉你，我不愿意”。

过去那个韩红二三十岁，“有些幼稚，有些冲动，有些不自知”，相比之下，她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开始在生活中做减法，少说话，多独处，“更喜欢一个人在书里面去找寻真正人生的答案”的自己。

韩红最近看了巴金、王朔、木心和阿城的书。书里书外的世界、成长中的积累、年纪带来的成熟使她告别焦虑或惆怅，可以淡然地说一句：“现在是我人生当中最自在的时候。”

采访接近尾声，她终于想起来喝一口水。“没有什么比说话更累，比开一场演唱会累。”日头往下去，倾诉升上来，韩红说，“我今天把6年的话都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