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9日，武汉。游轮与货船穿梭于江面。

武汉，尽管是一座内陆城市，却被称为江城。奔腾的长江与汉江穿城而过，形成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

李白登台赋诗的黄鹤楼，以及东湖边的樱花大概是许多人提起武汉首先想到的画面，但最贴近武汉真实城市性格的代表性名片，或许是那一艘艘跨江渡轮。

“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清朝顺治、康熙年间的地理学家刘献廷曾在《广阳杂记》中写下此番名句。为什么“好过渡”？他也对此作出过解释：“由汉阳东门（今晴川大道和拦江路交会处）到武昌平湖门（今临江大道、彭刘杨西路路口附近）间，渡船最捷且稳，一人不过小钱二文。”

2021年4月5日，武汉。一对情侣在过江渡轮上欣赏长江风景。

1900年，冯启钧在汉口创办了“利记”轮船公司，那声汽笛声，掀开了武汉轮渡的序幕。当时的汉口已成为商贾云集的天下四大名镇之一，轮渡成为当时人们跨越天堑、往返“两江三镇”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密集居住于长江、汉水两岸的老武汉人来说，日常生活中对轮渡的需求，不亚于盛夏的竹床、隆冬的藕汤。

1926年，共有7家商办公司、轮船局开辟了5条轮渡航线，有24艘吨位不等的渡轮往返于三镇。武汉轮渡在鼎盛时代，共有18条航线，年客运量共达1.6亿人次。而众多航线之中，最具有生活气的则是从汉口武汉关码头到武昌中华路码头的武中线。

2022年1月19日，武汉。一名街头理发师在长江岸边的摊位上给客人剪头发。

在改革开放初期，每天清晨六点半，当武汉关码头轮渡的第一声汽笛声响起时，等待过江的人们早已排起长龙般的队伍。门闸开启的刹那间，他们蓄力向前冲刺，并熟稔地占着轮舱空位。不一会儿，整艘渡轮上密密麻麻全是人头。这一壮观景象，比起现在的地铁早高峰有过之无不及。

这些渡轮接待着形形色色、熙熙攘攘的过江人群。其中往返于江南、江北之间最大的群体，是曾家巷的国棉职工、红钢城的武钢职工，粤汉码头到红钢城之间的轮渡，仿佛是他们的专线；除此之外，还有带着淘金梦从四面八方来到汉正街“打货”的商贩，他们等待着被这一艘艘渡轮带去那个充满希望的彼岸新世界。

2020年10月18日，武汉。一场歌剧的背景是长江。

武汉居民的“出行史”就是一部百年轮渡“过江史”。江水与轮渡不仅是当地人民的特有记忆，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城市居民的性格与品格。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德钧教授在《近代汉口码头文化的社会学解读》一文中曾提到：“在外地人眼里，武汉人讲义气，够朋友，古道热肠；武汉人‘有味口’，很大气；武汉人不示弱，不退让，作风强硬，敢作敢为。在码头这个江湖之中，为人任侠豪放、做事劲朗刚直是人所景慕的品行，重诺守信、重友好义的侠胆忠骨也蔚成风尚。”

曾经，在那个靠码头谋生的年代，码头就是饭碗，没了码头也就没了生活。因此，在汉口人的集体记忆中，码头是“打”出来的，大到帮口之间的地盘争夺，小到挑夫力役之间分差的纠葛，最后都要以武力解决，还因此延伸出一种不通过武力血拼而解决地盘纠纷的办法——“赌狠”。

2021年4月5日，武汉。过江渡轮上的游人正在欣赏长江两岸的风景。

跨越百年，武汉早已发展为现代化大都市，轮渡使用的渡船也从最初的两艘小火轮发展到如今的现代化渡轮。这百年间，城市逐步扩张，长江大桥上川流不息，过江地铁呼啸而过，人们的“过江”方式得到更迭，速度也已然被加快，但汉口武汉关码头到武昌中华路码头的武中线照旧运营，继续占据江城人民生活的一席之地。

每天清晨，还是有人会搭乘武中线去对面“过早”（去外面吃早饭），只为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同样，武汉轮渡依然是骑电动车、自行车人士最便捷的过江方式。对于这座城市而言，轮渡也许不再是功能性的出行方式，但作为武汉百年来兴衰与发展的见证，它是承载武汉人集体情怀的重要符号。这点毋庸置疑，正如有人曾说：“当潮水退去时，武汉人还是码头遗民。”

2022年6月10日，武汉。市民在涨潮的江滩公园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