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多年前，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这句台词，如今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日常。

“熬最晚的夜，缺最多的觉，越晚越嗨的作息搭配睡不饱的你。”艾瑞咨询发布的《2019年中国熬夜晚睡年轻人白皮书》如此总结“晚睡党”打开夜晚的方式。这份白皮书显示，42.6%的人群通常在22：00—23：00入睡，33.7%的人群通常在23：00—24：00入睡，而24：00后才进入梦乡以及作息长期不规律的人群占比达到了23.7%（其中作息长期不规律者占8.7%）。

丁香医生联合某品牌发布的《2019睡眠状况洞察报告》则显示，90后、95后睡得更晚：48%的95后和35%的90后每天24：00之后才睡觉，而凌晨1点之后入睡的95后比例达15%。该报告还显示，年轻人一方面认为睡觉当然重要（睡眠重要性平均分达9.5分），另一方面却不想睡（不想睡的人占比高达92%）。原因如下：看视频/追剧（73%）、看小说（46%）、聊天（40%）、打游戏（28%）、工作（25%）、吃夜宵（12%）、听歌（6%）、运动（3%）、其他（4%）。

“看完这集就睡”“赢一把就睡”“凑个整点再睡”……刷着刷着，时间悄然流逝，而睡眠的时间被大大挤压了。于是，媒体纷纷发问：年轻人，你们为什么不想睡？

为什么晚上一定要用来睡觉呢？

《2019年中国熬夜晚睡年轻人白皮书》总结了不同类型的晚睡党：被迫式——主观上并不想晚睡，但工作学习搞不完（42.5%）；习惯式——晚睡成习惯，习惯成自然（33.6%）；矛盾式——知道晚睡不好但控制不住我寄几（11.2%）；傲娇式——人家年轻着呢，还能再熬会儿（10.5%）。

被迫式熬夜的代表是“加班狗”。劳动法规定，标准工作时间是每周40个小时；即便生产经营情况特殊，也得保证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每周工作时间不应超过44小时。有媒体梳理了2003—2017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发现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没有一年是低于44小时的。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字，2019年3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46小时，按一周工作5天来算，平均每天工作9.2小时。也就是说，人们嘴上说着拒绝过劳，身体却诚实地工作着——以晚睡为代价。

习惯式熬夜的人，则往往出于这种心态：每天只有睡前的这点时间是自己的，总得干点喜欢的事，才能证明这一天没有白过。有“加班狗”明明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甚至更晚，身体累到不行，回到家依然强撑着打算看一两集剧或综艺作为一天的收尾，结果还没看完就轰然倒下——这已经是从被迫式熬夜转为习惯式熬夜了。

至于矛盾式熬夜，对，那些一边熬夜一边敷面膜、泡枸杞并美其名曰“朋克养生”的人，说的就是你们。

也有论者指出，由于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界限日渐模糊，现代人失去了对私人时间的掌控（有互联网从业者称，“我从来没有在精神上下过班，顶多只是肉体离开了办公室而已”），在感到慌乱的同时，他们展开了自救——“你感觉时间不是你自己的，你感觉你在整个白天从不自由，你都没有真正的闲暇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只有夜晚，才是为数不多你丢掉工作、丢掉社交、灵魂放松、充分自主的一个时间段。只有夜深了，你才能掌控时间。”

这种出于补偿心理的自救行为，可以称为“报复式熬夜”。这类人群会这样安慰自己：为什么晚上一定要用来睡觉呢？为什么每天一定要睡足8小时，像拿破仑那样只睡4小时不行吗？

或者，干脆就像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笔下那个“睡不着的密探”伊凡·谭纳那样，完全不需要睡觉，多出来的那8个小时，用来学习各种外语、研究各种学问、加入各种组织、做各种冒险的事——当然，伊凡·谭纳是因为主导睡眠的神经中枢受损才获得24小时不睡觉这一特殊技能，一般人做不到。还有一个问题：多出来那么多时间，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打发。

“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

在不远的将来，像伊凡·谭纳这种“不眠之人”可能会出现——这是美国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在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的开篇所讲述的一个案例：北美西海岸有一种叫白冠雀的候鸟，它们在迁徙中可以长达7天不眠不休。美国国防部投入巨资研究这种鸟类，以期让士兵达到不眠不休仍保持身体机能良好、斗志昂扬的状态。“无眠战士之后就会有无眠工人或无眠消费者。医药公司大力推销的不眠产品将会首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最终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

克拉里指出，工业时代以来，睡眠往往跟“懒散”“倦怠”“不上进”这样的负面印象挂钩。“如果能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正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睡得更少不就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生活’吗？……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

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天候提供服务，克拉里称之为“24/7的资本主义”。要营造全天候的消费场景，首先必须消弭白天和夜晚的界限。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欧洲航天局合作，打算发射大型轨道反射器，像镜子一样反射太阳光，从而消灭夜晚的黑暗。这听上去有点荒诞，就像儒勒·凡尔纳那个时代的科幻小说所体现的科技含量很低的方案，但实际上它跟19世纪80年代欧洲城市广泛设置街灯的目的并无二致。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照明技术史研究显示，街灯的出现，减少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黑夜里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担忧，扩大了进行诸多经济活动的时间段，从而提高了收益。

“24/7逐步破坏了白天和夜晚、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休息间的区别。……一排探照灯突然在半夜亮起，但从此不再熄灭，被定格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你暂时偏离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克拉里写道。

你的时间、你的流量、你的注意力、你的钱，商人们都想要。就连睡眠本身，也成为一门庞大的产业——如何获得健康的睡眠、如何对付失眠，等等。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睡眠医疗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改善睡眠产业市场规模约2797亿元，其中睡眠保健品128亿元、睡眠药物134亿元、睡眠器械用品2500亿元、睡眠服务35亿元。不是说前现代社会的人不失眠，只是失眠的意义在今天发生了变化，成为商业链条的一部分。

比如现在各种可穿戴设备流行的“睡眠监测”功能，号称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量化和管理睡眠。但它可能会加重焦虑，甚至降低睡眠质量，有专家警告称：“人们会花上几千块来买睡眠监测设备，却不愿意关掉手机上床睡觉。”

克拉里也说，现代人“失去了做白日梦或任思绪游荡进行自我反省的能力，本来在缓慢的空闲时间里，它们都是可以发生的”——睡眠就是这样的治愈时段，只要脱离网络和各种电子玩意儿，安然睡下，就可以“进入一种静止和无用的状态”。

不管是生产（加班）还是消费（夜生活），经济活动时间延长，就意味着产出

克拉里对睡眠的思考，可以说带着一种诗学的意味。他担忧的是自然节律被扭转，白天黑夜不再分明，人可能会被异化；但另一方面，正如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所说，黑夜变得光明，市民的安全感得以增强，经济活动也得以展开——不管是生产（加班）还是消费（夜生活），经济活动时间延长，就意味着产出。这正是夜间经济的立足点。

地铁运营时长、城市夜间公交覆盖范围、滴滴夜间出行活跃度、酒吧数量、24小时书店、24小时便利店等，都是衡量城市夜生活活跃度的指标。以地铁运营时长为例，目前北京可以说是全国“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城市。

所谓“睡得最晚”，是指7月19日起北京地铁1、2号线每逢周五、周六延长运营时间，调整后周五、周六1号线末班车到站时间为1：29，2号线末班车1：15到站，成为全国34座地铁城市中收班最晚的城市。至于“起得最早”，目前全国有5条地铁线的早班车于5点之前发车，北京就占了4条（另一条在上海）。

不过，在夜生活指数综合排名上，北京的排名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垫底。第一财经的“城市夜生活指数排名”榜上，上海排第一，分值设定为100分；深圳、广州、北京分列二、三、四位，分数分别为87.30分、76.99分、74.12分。总体而言，东部高于西部，沿海高于内陆，与全国的经济强弱格局高度吻合：从TOP10来看，北上广深占据前四位自然没有悬念；成都排第五、苏州排第七也不出意料之外；广东有四座城市入选（深圳、广州、佛山、东莞），说明广东经济实力还是强；唯一的例外是昆明，昆明的经济体量不如重庆、西安，但在夜生活的繁荣程度上却反超后者（昆明第八，重庆第十一，西安第二十）。从酒吧拥有数量来看，昆明在这一项表现亮眼：有1392家，仅次于上海（2262家）、成都（1855家）、广州（1458家）、北京（1423家），这恐怕就是昆明夜生活的加分项。

夜生活当然少不了夜宵。滴滴出行大数据显示，深夜餐饮类出行城市中，北京、广州、成都排前三位，吃货城市无疑——虽然北京的“成色”有所不足，但架不住人口基数大啊。外卖平台的数据也显示，成都人更愿意打车出去觅食，而不是宅在家里点外卖。成都人除了是生活家，也是夜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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