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3日，浙江慈溪，性教育讲师葛叶奕正在给孩子们讲解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图 /视觉中国）

走进猫头鹰性教育夏令营的昏暗会场，你会发现在场的两拨人，将这个密闭空间割裂成两个次元。

前排人声鼎沸，那是一群年龄11岁以上的中学生；后排昏昏欲睡的，是他们的父母。

课程正逢中场休息，投影仪将“性教育”的标题打在一块白色幕布上，名为《性是什么》的背景音乐循环播放，旋律欢快，男女二重唱声音甜腻，像某种小零食的广告曲。

孩子们不去计较歌词到底写了什么，只是觉得调子好听，适合跳舞。会场两侧厚重的窗帘，始终忠于职守，将每一寸阳光的窥探欲都挡在了外面。

夏令营在北京陶然亭公园附近的一处酒店举办。8月中旬，居民们拎着水杯、扇子在小径和湖边漫游，三三两两的人交换着最近的烦恼。

谁也没有留意到，附近酒店某一间拉着窗帘的会议室里，人们正热烈地讨论着一些和生活中的烦恼比起来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从未在他们的人生中被正式讨论过。

“女厕所怎么总有人排队？”

课间休息结束，主讲老师开始提问：“刚才看的电影《舞动人生》，男主人公比利似乎跟其他男生不一样，他喜欢跳芭蕾舞，还会穿裙子。大家觉得里面有几份爱情？”

“四份！”“三份！”孩子们抢着回答。“不，是两份！”一个女生举手大声反驳，“有个人的表现不算爱情，算性骚扰。因为他让另一个人觉得不舒服、不开心。”

有人听完急着补充：“比利跟他的朋友麦克也有一腿！麦克喜欢比利，但比利认为他们之间只是友谊。”老师接着问：“比利因此嘲笑他的朋友麦克吗？”“没有，他们俩还是在一起玩儿，比利没有嫌弃他，还帮他穿上了芭蕾舞裙。”

举手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坐在教室后边旁听的家长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样的积极态度要是用在数学课上就好了。

坐在角落的胖男孩站起来：“老师，我还发现了一份爱情！比利跟另一个男生也是同性恋，他们俩拥抱了！”后排一位男性家长本来在玩着手机，听到这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主讲老师摆摆手：“不是啊，他们只是在互相安慰，大家不要觉得男孩安慰男孩就是同性恋了。”接着，她问道：“你们觉得同性恋和穿女装有关系吗？”

“有！”“没有！”

吵闹的场面总是很难安静下来。“虽然导演让穿女装的麦克喜欢同性，但两者没有必然关系，说明这个导演也性别刻板印象了。那么，喜欢变装、异装的人是不是有心理问题？”主讲老师问。

“是！”几个孩子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但立刻就有反驳的声音：“不是，他们只是喜欢跳舞而已！”另一位主讲老师方刚走到台前：“有没有人知道，女厕所怎么总有人排队？”

“她们女的就是慢！就是麻烦！我们男的就是快、准、稳！”穿黑色T恤的胖男孩站起来喊道。

童言无忌，家长们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女厕所的可用设施不像男厕所那样，是大小便分开的。不是因为女生麻烦。如果一个地方的女厕所安排的设施数量太少，又怨女生慢，这就涉及性别歧视了。”老师维持了一下秩序，说道，“性别问题其实无处不在。”

“其实每个人都有三种性别：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老师顿了顿，“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根据生理特征和社会要求我们扮演的角色来确定自己的性别的。”

老师接着问道：“有人说过你女孩子怎么这么淘气吗？”“当然有过！”在场的女生们复制似的点头。“有人说过你成绩就是不如女同学吗？”“有！”这回轮到了男孩们。

“那么，”老师迅速给出了一个判断，“你们的老师涉嫌性别歧视。”

“正常人都是要结婚的，对吗？”“错！”

“你有没有做过跟性相关的梦？”

现场高涨的讨论热情，因为这个问题突然迎来了短暂的冷却。“我梦见过自己裸奔。”一个男孩率先开了腔。

一位个子很矮的女孩接过话筒，说自己梦见过一男一女光着身子躺在床上，醒来后觉得好像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觉得恶心”。这个梦的后遗症相当漫长，搞得她长时间都在回想：“我到底干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做这种梦？”

讲师走到女孩身边，问她：“所以你是自责了？”

“不，没有。”女孩不想承认自责，性教育课堂上，每个未成年人都想表现得成熟稳重，但她给出的回答又显得矛盾，“就是梦醒了让我想吐”。

另一个男生在梦醒后觉得有点自责：“梦到我脱光了衣服躺在小姑怀里。”

哄笑声又多了起来。刚才在课间跳女团舞的女生对这个自责的男生说：“梦到了自己和家人，这有什么？我看过相关的书，跟你很熟悉的人才能进入你的梦里。这个梦也只是普通的一个梦而已。”

这个喜欢以“我看到一本书上写过”句式为开头的女孩，给在场家长留下了深刻印象：自信、开朗，经常能坦荡地给出正确答案。即便是闷头刷手机的家长，也不时抬起头来听她讲话，并纷纷猜测：她的父母一定给她买了很多性知识相关书籍。

“遇到做性梦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老师又扔出一个新问题。

怎么办？做性梦这件事只发生在个别人身上，可在场每个孩子的表现欲又那么强烈。于是，孩子们把手伸到讨论桌底下，偷偷点亮了手机屏幕。这场作弊，不关乎成绩和奖励，但作弊的理由又很充分：谁不想尽快了解关于自己的一切？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办法很快想出来了。有个孩子的解决方案是：白天多运动，听轻音乐，向父母和老师吐露心声，避免做梦。

“我想办法转移注意力，忘记这个梦，做正事就不会胡思乱想，我要把精力都转移到学习上。”

孩子刚说完，一位家长又被逗乐了，好好学习似乎能摆平一切问题。在场的中学生被分成六个讨论组，由于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接触，且严重依赖经验，大家的答案容易雷同。“我会与心理老师交流，解开心结。因为它影响学习，憋在心里难受。我不要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困扰。”又一个以学习为重的年轻人。

“那有没有人觉得性梦不是个困扰，不需要改变呢？”大家愣了片刻，有个微弱的声音传来：“还有这种答案？”

很快，夏令营的快问快答环节来了：“孩子的性别，由男性决定还是女性决定？”“男的！XY染色体！”有家长小声嘟囔：他们知识好丰富啊。

“正常人都是要结婚的，对吗？”“错！”这次的回答特别整齐。底下的家长没有应声。

“你夜里梦见谁，不一定白天想跟他睡”

事实上，为期三天的性教育夏令营从第一天开始，就让来自天南地北的同龄孩子迅速破冰。课上到第二天，年轻人的友情就建立起来了。

一个女孩让妈妈点了奶茶外卖，挨个分给同一个组里的伙伴。相比起来，家长之间的互动要冷上好几分。三十多个家长里，只有六七个男性家长。其中，大约十个家长全程低头玩手机；几位父亲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已经睡着；还有几位家长在琢磨晚上吃什么；只有两个父亲在随身带来的笔记本上写个不停。

早上9点到晚上6点，一天的课程结束，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夏令营的主理人方刚拽了一把椅子，和家长们围坐在一起，收集意见。

一位母亲觉得，家长最好不要和孩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听课，哪怕一前一后、中间隔着几米的距离。她担心家长在场会影响孩子的发言，孩子想问的不好意思说出来。

另一位母亲持相反意见，认为家长与孩子上台互动会更好，“真这么干，很多家长会翻天”。

方刚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性教育课程，目前的上课模式更安全。

安排家长在场，能避免很多矛盾和冲突，也是对性教育机构的一种自我保护。

一位年轻的母亲对课间播放的电影产生了质疑。第一天的讲课主题是性侵犯和性骚扰，夏令营因此放了韩国电影《素媛》。儿子看完电影后，心里很害怕，当天晚上是抱着妈妈入睡的。“冲击太大了”，这位家长问，能不能换一个温和点儿的电影。“这已经是比较温和的电影了。”方刚答道。的确如此，以前夏令营在这个主题下放的电影是《熔炉》，被太多家长反映残酷，才换成了现在的《素媛》。面对家长的疑问，方刚有一套他自己的逻辑，“性知识不一定都是积极的知识。得让孩子知道，这样的事情，只是亲密关系里非常小的部分。生活中总是充满创伤，很多女孩子活着，但也有很多人（因此）死掉了。他早晚有一天要应对这个，早成长不是什么坏事”。

“方老师，您刚才否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什么？”

全天都在勤做笔记的一个父亲听得尤为认真，对于课上那个说自己梦到和小姑睡在一起的男孩，他一直耿耿于怀。

“你夜里梦见谁，不一定白天想跟他睡。”方刚说。但他的回答难以令提问者满意。

“会不会孩子真有这些想法，因此产生负面影响？”这大约是一个男孩的爸爸，跟来报名的很多家长一样，养育女儿的更焦虑于性侵犯、性骚扰的课题，有儿子的更担心孩子“走上歪路”以及暴力问题。

方刚说：“家长坐在后面，有很多情况看不到。我课上问到有没有看过色情作品的时候，底下窃窃私语说自己看过的，比你们看到的举手的要多。”

他以对性教育持开放态度的荷兰为例，据统计，荷兰青少年发生首次性行为在17岁左右，“他们从小就进行性教育，虽然性教育不以延后性行为发生年龄为目的，孩子们却能因此更好、更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

听了一圈下来，一位母亲提出了最后一个意见：“老师能不能管管课堂纪律？希望孩子们别玩手机别说话，注意课堂纪律。”看样子，在人生课程上，这位家长也不允许孩子走神。性教育知识并不比物理和化学更易于理解便于插手，但“注意课堂纪律”似乎是很多家长唯一懂得的正确的教育方法。

本文选自：《新周刊》第571期“给理想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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