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不断致力于占有更多的东西，地图就是一种奇特的占有。
台湾散文作家舒国志先生写过一篇关于赖床的文章，讨论怎样赖床才算赖得好：“不只赖睡在床，也可以在火车上赖床，在浴缸里赖床。……没装电话时，赖床赖得多一些。父母在时，赖得可能更多。……年少时的赖床恁是比中年的赖床得到的美感、得到的通清穿虚要来得佳悠奇绝。”
如果让舒先生继续写下去，写成一本《理想的赖床》或《赖床札记》，里面大概还会讲，杭州的夏日午后是适合赖床的，南方的台风天夜里与三五好友小酌一番，谈吟唱后的做梦状态是何等愉悦，又或者，竹席床会比席梦思垫子要好赖，因为脊椎能延展得更肆意。
赖床这样的日常细碎，被老老实实记录下来，在时空的经纬度里有了数个坐标，成为一份带着温度和人情的地图。无论是舒先生本人赖的床，还是你习得其精髓在自家赖的床，都未留痕迹，如云如烟，细细感受之，实则是一种最美妙的占有。
想得到的地图：由于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人们已找不到外部的、隐蔽的空间去逃避和躲藏。
当然，“占有”这个词并不友善。
如同旧时地图，象征着统治者不断膨胀的欲望与野心，总是在扩张延展，永无止境。
1592年，彼得·普兰绘制的《香料群岛图》在阿姆斯特丹印刷出版，提供了通往西方人朝思暮想的香料群岛的准确航线，直接刺激荷兰人踏上了东印度之行。1630年，荷兰制图师威廉·布劳制作的“摩鹿加”地图则宣告了荷兰人对核心香料产区的控制权。17世纪初，荷兰整合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逐步在海外建立起巨大的商业帝国，而地图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印刷厂就开办于此。不过，地图也并非每次都能达到扩展疆土的目的。发明了科学制图学的法国人，却因伟大的三角测量法，发现自己的实际版图比过去的测算小了许多，路易十四无奈感叹科学令他失去了大半的国土。
东西方的僧侣们也喜爱绘制地图，从耶路撒冷、须弥山到曼陀罗，如东方影响最广的“耆那教的瞻部洲图”。那些完整封闭的圆形地图表明，根本无需辩论，世界纵使神秘、无限，都因“宇宙的中心”而存在，而毁灭。这让教徒们有了更笃定的朝圣方向。
地理大发现以后，身处各大陆的人开始有了交流，地图从球面到平面，从无界到有界。只是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改变世界格局、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地图，是极遥远的，几乎与他们的想象力极限等距。相比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胡椒种植分布（这可是维多利亚女王严守的商业机密），1829年的伦敦市民一定会更渴望获得一张双层巴士的行车路线图。
几百年来，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实用角度，地图的“占有”功能，都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改变。我们今天与地图的关系更密切了。高德、百度、腾讯、谷歌等地图应用，每个中国人的手机里大概都会有其中的一两个。这些功能高度综合的地图应用，除了用来导航，也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服务，“附近”的餐饮、娱乐、景点……我们占有这些同质化的资讯资源的同时，也被外部世界的各种热闹占据了内心。
德国哲人齐美尔在1903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大都会与精神生活》里认为，城市里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速度，但当城市人面对着太丰富、太快速、太密集的资讯，不能逃逸于五花八门的视觉及感官刺激，结果精神状态便会过于疲劳，出现所谓的“感官超载”。“由于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人们已找不到外部的、隐蔽的空间去逃避和躲藏。”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被围困的社会》中与其遥相呼应。
于是，我们总在向往远方，挂在嘴边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跟大多数人一样，明知假期有限，不过是短暂离开，但心底仍然期待着下一次可以逃离的契机。仿佛是迫不得已才留在自己的城市。
世界那么大，你想去看看。生活在别处，诗意在远方。
看不见的地图：让我们切切实实地参与到一个地方日常生活的某一时刻中，成为当时当地当景的一部分。
傍晚，村里广播沙沙地放送着：“张君雅小妹妹，你家的泡面已经煮好了，你阿嬷限你一分钟以内赶紧回去呷……”
这时，穿着白衣黑裙校服的她，套着笨重的木屐，咔哒咔哒，一路跑过石板道的巷弄，赶回家去。路上，她会经过几家老字号商店，卖五金的，卖乡土糕点的，卖传统食材的杂货行，旁边是一家黑猪肉铺，穿过巷子到了桥头，还有一家濒临歇业的咖啡简餐店，不过对面的手工芋圆依旧热卖，芋香味飘得很远。
这是在台湾作家刘克襄的旅行随笔《11元的铁道旅行》里，用11块钱搭乘一趟台湾最慢的火车，感受到的台湾淳朴的生活与迷人的风物。
镜头另一端，是古书藏家池谷伊佐夫给所有打算去东京朝圣旧书店的书虫的建议：如果去神户的一家近代文学书专卖店——黑木书店买书，请不要戴帽子。原因嘛，是因为老板黑木正先生曾跟他说过一句话，“凡戴帽者必不买书”。这是老板经年累月得来的经验吧：无论所戴的是哪种帽子，制服帽、大礼帽都一样，总之顶着帽子的客人肯定不会花钱买书。怀着这样的念想，老板自然对戴帽子的客人不冷不热了。
张君雅小妹妹的小镇也好，池谷伊佐夫的古怪忠告也罢，都是我们漫长旅途中的某几帧回忆，完全不具备与之合影并“到此一游”的炫耀性，却让我们切切实实地参与到日常的某一时刻中，成为当时当地当景的一部分。（如果真的要留下照片，或许只能以路人甲的身份在别的游客的“到此一游”纪念照里找到半截身影吧。）
这些我们无意中走过的小地方，回头再看，却无从在地图上找到，像厚地图集里不能完全摊开的书脊处，或使用过度的磨损处。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际遇。它们本身或许并不能构成什么意义，但意义正是通过其分布与聚合而涌现出来的。”
试想，如果将无数个萤火虫般微弱的际遇之火积攒起来，就能形成一个多维度的“想不到地图”。它不是行政意义上的经纬坐标，它传送的是由集体性而生的趣味力量，简单、质朴，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界，更没有统治者；而网络信息时代的共享性，又令它到处都是进行时，到处都是开始，到处都是中心，到处是权威。
最终，这些生活体验的网络地图，像是撒入的一小撮香料，似有若无地圆融了我们人生之味，成为我们对生活的回应，并反过来重塑我们的生活。
身边即远方：内在的经验，是在生活之内的行走，不是和现实保持距离，而是，近看事物且邀入我们的生活。
曾经有9名来自不同领域的志愿者，想探索深圳。每次出发前，他们就打开深圳地图，丢一块杯垫在上面，这个杯垫所覆盖之处，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接下来，他们会花6个星期的时间，探索和发现这块杯垫大小的深圳，然后各自制作作品，包括摄影、刺绣、时装、舞蹈、诗歌等方式，提交并分享。
其中一位艺术家 Mary Ann 在福田梅林溜达，见到一本《轻松练习15分钟（测试卷二年级语文）》，她抄录下阅读练习一段（第35页，第19课练习册4），并根据第20课《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创造了一幅梅林曼陀罗（一种印度教的神圣象征图案画，也是一种信仰的地图）。她说，在所有的文化里，东南西北不仅代表方位，也是一种符号：迷路或回家，都是人生的一种比喻。
香港艺术家白双全有一段时间完全没事做，便将一纸月历放在一张西九龙的地图之上，每日行一格，用一个月时间散漫地游九龙。泽安村是月历地图上的一站，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老人村。“住在这里的多是老人，或新移民，所以这里的社区设施也不多，但却拥有最美丽的风景。在这个被树林保卫的山头上，可以见到半个九龙的风景，根本就是豪宅来的，但现在只剩下老人家了。”
而在电影《海鸥食堂》里，餐馆老板娘幸惠问店员小绿：“你为什么来芬兰呢？”小绿回答说：“手指指来的！我想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打开世界地图，闭上眼睛随手一指，一看是芬兰，然后就来了。”
地图于我们而言，是主动选择，也可是被动选择。无论初衷是原始欲望，还是发现探索与交流，都是一个自我的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
诗人波德莱尔说：“内在的经验，是在生活之内的行走，不是和现实保持距离，而是，近看事物且邀入我们的生活。”另一位德国哲人瓦尔特·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启发下，发展出“城市漫游者”的概念，透过在城市里散步、观看、思考、生活，使自己即使“身处于都市文明与拥挤人群，却又能以抽离者的姿态旁观世事”。
当然，漫游者只是一个悖论式的人物，我们也不是本雅明笔下的诗人、乞丐、妓女或侦探。但透过选择，我们的确可以让身心慢下来，看到更多，想到更多，感受到更多，引领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空间进行对话。外在的空间，包括自然，包括城市，也包括其他的人。
无须刻意去做什么。哪天，我们站在街头——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静静地环视身边的风景就好。做到这一点，已经跟平常不一样。
打开自己的心，你会发现原来生活如同地图，每个人每件事，都可以任自己阅读和书写。而且，一切都是意想不到的。心持这样一份地图，无远弗届。
